四、传统商人资本衰落的影响与后果
    传统的盐、典、钱商人资本曾经是旧式商人资本结构赖以维系的基石，他们的生存与当时幼稚的商品经济状况相联系，特许专卖、抵押高利贷、投机拆息等经营方式，带有明显的垄断性和落后性。他们是传统旧式大商人资本的代表和化身，其他店铺经营、商帮运贩只是旧商人资本结构和经营形态的附庸，中小贸易商的经营在当时尚无机缘和条件来逾越障碍，脱颖而出。开埠通商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新的经济需求背景，暴露出旧式商人资本生存经营方式上的落后与不适应，随后而来的旧势力的衰落与蜕变，在客观上为新兴商人资本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当着商品生产和流通受到开埠城市贸易经济的刺激拉动并达到一定规模之时，市场自然会对流通环节的商人资本提出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条件，促使其崛起。与传统商人资本衰落蜕变相关，或受其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开埠通商后商品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有了更为广泛的投资经营渠道，而旧行业与旧式商人的困顿衰落，又打消了新资本向旧领域投注的兴趣。变迁汰旧出新，造就了一代新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的中坚便是行栈商人资本。与传统商人不同，他们不再逡巡于旧领域，而是热衷于在新兴贸易中兴业生财，积累资本。清末民初，商品集中于行栈已成为普遍现象。随着行栈业在各地的扩展，从口岸城市到内地城市及部分城镇，从集散市场到各类专业和中转市场，行栈商人资本的经营覆盖了广大的地域。与此同时，在那些流通范围广、商品集散量大的行业，如草辫、花生、丝绸、棉花、粮食、果品、畜产品等行业，行栈资本的经营与影响也随处可见。可以说，商品的流通范围、规模和消长，在相当程度上视行栈资本的经营状况为转移。
    行栈资本依靠经营大宗商品贸易，积累起了丰厚利润，资本实力与日俱增。同当年盐商、典商富甲一方的情形相似，许多行栈商人成为城市商界的巨商首富，在烟台、青岛、济南、潍县等城市都出现了资本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大行栈商人资本。旧式商人资本衰落蜕变与行栈商人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历史进程，无疑是商人资本结构嬗变最本质的内容。
    第二，在旧式银钱业衰落过程中，出现了某种蜕变的趋势。一部分有资金和经营实力的钱业商人迫于经营环境的变化，因应变局，适时转变以往旧的经营方式，吸收新式银行业的某些经营特点，使自身脱胎换骨，来适应商品流通和新式银行的竞争。钱业商人资本蜕变最突出的表征就是“银号”的产生。银号出现于民国初年，1919年时全省已有43家。银号的产生显然同民初银行业的迅速崛起与竞争有关，“盖此时银行业在山东已有相当发展，钱业为维持其金融势力计，不得不成立较钱庄为大之银号，以与之抗衡”。这种意义上的资本蜕变实际已演化为一种资本的重组。当时济南“有由小钱庄扩大而为银号者”，甚至“有由银号集股而为银行者”。1920年，济南商埠已有银号12家，到30年代初，原先的百余家“资本微弱之庄号，则淘汰殆尽，存在者悉为银号”。（注：《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6期，1935年3月，《山东之钱庄业》。）
    第三、盐典钱传统商人资本的衰落不仅为新旧商人资本的嬗替提供了条件，还导致了传统商帮结构的变化。变化的趋势概括说就是山西帮商人资本的衰落与东南沿海商帮的崛起。
    清咸丰、同治年间之前，山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商业以山西（晋帮）商人占优势。晋帮商人的经营主要集中于盐、典、钱三个行业，各地文献记载的晋帮“殷商大贾”，其实也多是指这三业商人。如峄县盐、当二商“多山右人”，特别是盐商，“自道光以来，领运者多山右巨贾”。道光年间，曹县城内“钱店及杂货多山西人”，城外市镇“皆有山西贾人开设典当、钱店，均生意茂盛，一切贸易颇资其利”。而在曹州府城菏泽，钱商也是“多晋省人”。（注：光绪《菏泽县乡土志》，1907年，商务；光绪《峄县志》，1904年，卷13，杂税，光绪《曹县乡土志》，稿本，1907年，商务。）山东晋帮商人与盐、典、钱三业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其资本经营的一大特色。但是，晋帮商人资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繁荣兴盛之后，从19世纪50年代起，其势力便开始衰落。在近代市场经济变化的条件下，行业消长对晋商势力的衰落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往晋商经营大都集中于传统的盐、典、钱三业以及粮食、土布、铁器等行业，这些行业在清末民初或者因自身性质而日趋衰落，或者因新兴行业及新式商人强有力竞争，业商已不再具有以往显赫的地位。
    烟台、青岛相继开埠通商后，随着贸易的日益兴盛，福州、潮州、广州、宁波等地商人资本在山东沿海城市的经营势力迅速崛起，并在商业贸易中担当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潮州、福建、宁波等地的商人先后在烟台创设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和宁波会馆。1905年广东帮商人在青岛设立了广东公所，第二年苏、浙等省商人设立了三江会馆。广东帮与三江帮中有不少是从事行栈代理批发业的大商人，对当地土货的购销进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山东中心市场济南，山西帮商人的声势地位曾经煊赫一时，在银钱业、典当业拥有很大的经营势力。但是民国后，晋商营业走向衰落。到20年代中期，晋帮商人开设的谦裕、永吉、正立三家大典当行相继歇业，即使在其过去最擅长且最具实力的银钱业，晋帮商人同样也是江河日下，几乎完全为山东帮商人所取代，1920年，济南商埠27家银号中，只有两家为晋帮商人所开，其余银号多为山东章丘帮商人所开。（注：济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临77-3-1，济南商埠钱业各号经理人名册，1920年。）
    商帮构成的变化，归根结底源自于贸易形势的变化。与山西帮传统商人形成鲜明对照，东南沿海商帮充分利用了自身在沿海贸易上的优势，他们活跃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远程贸易领域，在经营方式上与行栈业和行栈资本紧密结合；而山西帮商人则仍旧固守在盐典钱及少数几个传统行业，很少参与同远程贸易有关的商品交易，在贸易上转入劣势。新旧势力的消长导致商人资本的内部结构发生嬗替更迭--传统盐、典、钱商人资本让位于新式行栈商人，稳健保守的晋帮商人让位于富于进取精神的东南沿海商帮和山东沿海商人，结果，形形色色的特许商、高利贷商和食息商最终被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商所取代。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结构性变迁，惟其如此，变迁无论商人资本的发展抑或对近代市场经济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