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参与军工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江南制造局:李鸿章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后即把“铁厂的机器运到高昌庙, 在科而与史蒂芬生 (Stephen son)的监督下,把它建成为一个兵工厂的核心”;1872 年,该局的新船坞浮门下水安装, “此坞原由制造局的设计师史蒂芬生 (Stephen son )主持建造的”, “这浮门的下水安装, 系由梅因兰(Main land )指挥”(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28页。);1893年,该局又建成栗色火药厂,但“制药的机器是从克虏伯厂购来的;发动机、机器、锅炉等物,则是江南制造局工程师彭他设计制造的”(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85页。)。福州船政局:开办之初,日意格来闽与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并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而“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611),卷46第4449页;卷47第4572~4573页。)1867年10月,日意格回到福州,“购器募工,均已就绪,现在征衣甫卸,即躬督中外工匠,日在船坞,将应办工程妥速布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册,卷51,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611),第4872页。)。在日意格等50余名洋技术人员的协助下, 船政相继建成了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打铁厂、转据厂和船台三座、铁船槽一座等,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在当时世界上亦属大造船厂之列。1873年,外国技术人员按期撤遣,留下了一座近代化的造船厂。金陵机器制造局:1862年,洋员马格里即协助李鸿章创办了上海洋炮局,该局迁至苏州后,马格里又怂恿李鸿章购买了阿思本舰队中用于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制造规模有所扩大;1865年,该局迁至南京后,在马格里的协助下再度兴工,扩大规模;1884年,该局建造洋火药厂,“所有建造厂屋、安装机器、批示造药各事宜,前经雇募洋匠监督工作以期合法。当于光绪八年春间该洋匠随同定购机器”,总之“一切工程,督同洋匠等逐一建造,于十年五月底工竣”。(注:《洋务运动》第4册,第196页。)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开局时,崇厚即“札派密妥士总办其事”(注:《洋务运动》第4册,第241页。),并托他从英国购买机器、延聘技师。1868年,总工程师等受聘抵津,“监造厂房,安装机器”。相继建成的枪炮厂, “ 系由英人司图诺(Stewart )监督”建造的;火药铜帽制造厂也由外国人监督修建;栗色火药厂,“由约士(Herr Jauss)氏设计并兴建”,后“归局中总工程师司图诺(Stewart)负责继续进行安装”(注:孙毓棠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63页。);炼钢厂的兴建亦是司图诺细心筹划的。除这四大军工企业外,其他一些军工企业也有受聘洋员参与建造的。如:杭州机器局在德国人孔恩的监督下建成;台湾机器局炮弹厂在洋员步特勒的监督下兴建;湖北枪炮厂总监工迈尔参与完成了建厂工作;浙江机器局的一切工程均按德国厂图建造,“雇德国洋匠通事人等到工监督指挥,一律赶造完固”(注:《洋务运动》第 4册,第431页。);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0年建成, 由于受聘洋员成绩显著,李鸿章奏请奖励,“船坞总监工洋人安得生、葛兰德均拟请赏给守备衔并三等宝星”(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8页。); 北洋水师旅顺船坞兴建的初期阶段,其技术指导是李鸿章聘请的德国工程师善威,虽然最终由法商德威尼承包建成,但善威完成了土方工程的挖竣和船坞图纸的设计。(注:石健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7~839页。)在所有的军工企业中,只有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明确宣布从不雇用洋人。以上情况说明,外籍雇员参与了厂址的选择、机器设备的购买与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军工企业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