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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外籍雇员在晚清军事近代化中的作用(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求索》 向中银 参加讨论

在造炮技术上的进步方面。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炮称作“开花子轻铜炮”,专供陆军行营使用;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 斤重铜炮。1874年,该局在制炮上取得进展,制成了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此炮“由倍理(A.Bayly)监制, 倍理现在准备制造十六尊四十磅子的类似的炮”;1878年12月,“江南制造局在制炮方面又进了一步。本月二十日,在麦根泽(J.Mackenzie )监督下制造的四十磅子阿姆斯脱郎炮两尊业已试炮,效果十分良好。”1881年3月, 该局制造七寸口径大炮一尊,其弹重达150磅;1889年1月,该局“洋匠柯礼斯造成阿姆斯脱郎大炮一尊,约长二丈余。炮门径八寸。每放一出,须用子药一百八十磅”(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 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99~301页。);直至1893年,又“仿英国阿模士庄厂制成新式八百磅子之后膛大炮一尊,四十磅子之全钢快炮一尊,已在局南隙地演试,中西观者啧啧称叹”(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03页。)。由此可见, 江南制造局在造炮方面不断地取得进步,而这一进步显然离不开倍理、麦根泽和柯尼斯等受聘洋员的指导。1902年,造炮及炮弹两厂监工柯尼斯由于“精细和平,督匠仿造大小快炮,考验制药速率涨力,懋著勤劳”(注:《刘坤一遗集》第 3册,奏疏卷之37,第1366页。),经刘坤一奏请赏给三等第二宝星。
    总之,外籍雇员积极协助中方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推动了军工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制军工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海陆军,从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水平。
    三协助创练海陆军,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
    近代中国陆军从洋枪洋炮的使用到西洋新式操练方法的引进,都有外籍雇员的参与、指导。这首先是从臭名昭著的华尔教练洋枪队开始的。1860年,苏松太道吴煦聘请华尔帮助镇压太平军。次年夏天,“因各营兵勇施放洋枪,未能娴熟,遴选壮丁,设局淞江,练放洋枪洋炮,即派华尔前往教习,并演西洋各项阵势”。(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卷4,第349~350页。 )“半载以来,已教成一千二百名”。此后由奥伦、白齐文、戈登等人统带的常胜军增至4500人,而担任教练的外国弁目就有100余名。1864 年常胜军裁撤时,仍留炮队600人,枪队300人,共留雇外国兵头12名任教练。(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册,卷25,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20~ 2526页。)与此同时,由英国人教练的常安军1000名和由法国人勒伯勒东、达耳第福、德克碑教练的常捷军1500名在宁郡协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6。 )这些由受聘洋员训练的军队在战场上所显示的战斗力对清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湘军、淮军相继使用洋枪洋炮,尤其是淮军,当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就开始采用西法训练军队。从1862年始,淮军各营相继聘请将弁为教练,白礼、毕乃尔等24名洋员先后应募而来,他们“大多出自常胜军,或戈登介绍,只有少数系由英法军直接投效”。(注:王尔敏著:《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199页。)1862年,清政府先后调派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外火器营和八旗汉军官兵130余人赴天津练习洋枪洋炮, 崇厚聘请英国教官18人加以训练。到1863年底,“京旗练兵八队,所习技艺,均属一律娴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第1册,卷4,第373页;第4册,卷22,第2252页。)1865 年,崇厚又聘英国武员句得斯“作为统教,即令其挑选外国武弁数名,作为分教”(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册,卷32,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1),第3103页。),在大沽训练绿营官兵。1865年冬,崇厚又聘薄朗为总教官、鲁富和瑞克斯为分教官,在天津训练京营马队。鉴于天津练兵不断取得成效,1862年经奕奏准,沿海各大臣相继仿照天津练兵章程,延请洋人为教习,训练八旗、绿营官兵。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由崇厚、李鸿章、左宗棠、文清、劳崇光、晏端书等大员聘请英、法弁兵在天津(大沽)、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处训练的清军就达10614人。(注: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同期在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内地省份亦有聘请洋人练兵者。如官文1866年聘请日意格、马定等13人为洋教练,在武汉训练先锋营和汉阳协营洋枪炮队;1869年,崇实聘麦士尼为能到贵州教练枪炮。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西洋军事操练方法的不断进步,受聘来华充教练的西洋军官尤其是德国军官仍络绎不绝。1874年,李鸿章聘德国都司李劢协来天津教习克虏伯后膛钢炮,“该都司悉心指授,炮队操法日臻娴熟”(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27,《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2),第900页。)。 丁宝桢聘请德国人瑞乃尔到山东教习克虏伯后膛钢炮和快枪各操法。1884年,因中法战争爆发,经出使大臣李凤苞在德国密聘兵官24人来天津,李鸿章陆续“派往海防水陆各军,教练枪炮技艺及西洋战阵新法”(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5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第1574页。)。19世纪90年代, 由于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引发了一场对陆军军事制度的改革,编练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近代化陆军提上了日程。1895年,张之洞在南京创练自强军,聘请德国将弁来春石泰等35员来华训练,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营官、哨官均由洋将担任,而华人军官作为副手,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注:王树楠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56),卷40 ,第2899页。)。该军全仿德国营制,设步队、马队、炮队,共2580人。经洋将弁三年的训练,“马、步、炮队各营,军容壮盛,队伍整齐,阵法进退有方,枪炮施放灵捷,倘遇有事,可期得力”。刘坤一认为:“该洋将弁等远来中国,劳苦三年,训练精勤,成效卓著”。(注:《刘坤一遗集》第3册,奏疏卷之28,第1015页。 )自强军的成效得到中外人士和舆论的赞赏,连江苏巡抚赵舒翘也发出了“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注:邵之棠缉:《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17),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 3023 页。 )的感叹。1895年,袁世凯接替胡燏芬在天津编练新建陆军。他聘请了一批德国军事教官前来训练,以巴森斯为首的洋教官从士兵的录用、军官的选拔、武器装备、作战方法、 忠心精神教育等方面进行指导, 使7000人的新建陆军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
    中国海军的编练亦得到受聘洋将弁的指导。1875年,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除闽、沪厂制造的舰艇外,从英、德等国船厂订购的各种舰艇,一般均聘有2~3名洋人帮同教练。如:从英国订购的龙骧、虎威、策电、飞霆四舰,每舰留雇洋弁2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四舰, 每舰留雇洋弁3人;镇中、镇边两舰,每舰留雇洋弁2人;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订购的经远、来远四舰共留雇洋员13人;而从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雇用洋教练达43人。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西洋水师将弁受聘来华充当水师教练。如:1880年,李鸿章聘请海关的哥嘉为北洋水师督操、章斯敦为北洋水师教习;1882年,李鸿章聘请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为威海卫鱼雷营教习,“该洋员熟精鱼雷秘要,操练有法,纪律严明,并将一切口令编成中国语言,俾弁兵易于明晓,洵属课导认真”,“现在旅顺营厂规模,皆其口授指画,弁兵得资循守,实于海防军政有裨”(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5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93),第1716页。);1883年, 左宗棠聘请精通水雷之英国总兵夏威富勒都列来江阴教习勇丁,经一年教演,颇见成效,由曾国荃奏请再留一年,以便教导兵勇、学生学习“水雷电理各法及测量、绘图、勾股等事”(注: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国荃)奏议》,卷2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35),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507页。)。1880~1895年,北洋海军共聘有5位总教习:葛雷森、琅威理、 式百龄、汉纳根、马格禄。他们对北洋海军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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