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但即使在15世纪以后，社会的精英中间也并不一定都具有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比如在18世纪的英国舞台上，人们就可以总是见到演员在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穿了18世纪的服装，还戴了假发。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到19世纪，雕塑家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常常用罗马时代的服饰，如盔甲或长袍。这些形象从来不穿属于他们的服装。
    2.3认识到文化风格的变迁并不为西方所独有。比如中国便有着辨别各个时期艺术风格的悠久传统，因而培养出制作和鉴别赝品的技艺。至少在明清，中国也有着与文艺复兴时期类似的训诂学家。一些汉学家用了“历史主义”这一词来描述中国考据家的工作。日本在那时也有着相似的倾向。日本学者非常注意中国文化的先例和模式。虽然如此，我仍然要说历史的观念在西方的历史思想中占有更中心的位置，比其他文化来得更为悠久。
    3.这种历史的观念是整个西方思想和概念的组成部分，通常用“历史主义”这一词来加以描绘。
    按照弗里德里希·曼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界定，“历史主义”是有关个性和发展的理论。我们已经讨论过发展，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个性。
    3.1我所采用的“个性”一词指的是一种区别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一种文化的认识或兴趣。它是“象形”的，而不是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讲的“同质的”。
    自普鲁塔克和苏托尼俄斯以来的欧洲传记写作的传统（自中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未曾间断）表明，这种关心细节和特性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社会的早期，有两个著名的争论，能够显示思想家怎样认识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它们是马基亚维利和圭昔亚狄尼的争论与霍布士和海德的争论。在争论中，圭昔亚狄尼和海德各自批评了马基亚维利和霍布士缺乏对事件特殊性的认识。在浪漫主义时代，个别性和特殊性更为人所重视。从狄尔泰、克罗齐、科林伍德有关历史哲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个性的重视成为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历史思想的一个特点。
    3.2但马基亚维利和霍布士等许多西方思想家企图寻找人们行为的“规律”的做法（不管他们成功与否）提醒我们，关心普遍性和追求特殊性在西方可以共存。西方传记写作的悠久传统绝对不能证明对个性的注意是西方的传统。我们必须当心不能把我们自己对传记写作的思想强加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者。在那个时候，传记作者实际上经常将他们书中的主人公奉为值得后人效仿的代表传统美德的模范和具体榜样。
    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肖像画的产生看做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个性和个人主义的重视。这些肖像画经常是为了表现一种模式而不是个别的人。16世纪流行的雕版肖像常常用一个人来代表其他的人。
    3.3中国、日本和一些伊斯兰国家的肖像绘画的传统提醒我们不能轻视西方以外的文化对个性的重视。我们对传记作品的认识也需小心。在很多文化中，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传记作品非常普遍，但中国的张彦远就写了艺术家的传记，比瓦萨里的同类传记要早。
    为此，我们似乎要对我们的论题重新考虑。问题看来不在于个性有没有得到表现，而在于在一个史学传统中有没有包含着一个特殊的“人的范畴”。在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其他文化中，我们难以找到对时代特性和人的个性有浓厚兴趣的历史学家，而这种兴趣则体现了西方19世纪以来历史思想的一个特征。由于印度教和佛教有人的虚无的概念，我们就无法在受到这种宗教影响的文化中看到对个人的重视。
    4.集体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4.1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加图（Cato）的罗马史（现已不存）。加图在书中拒绝提到任何名字（唯一的例外是他特意提到了一头象，因为该象在一次战役中以其英勇而引人注目）。在过去的不同时期，人们不仅重视民族和国家，而且研究家庭、城市、教会、教团、军队、商业公司、政治团体、政党和社会阶级。我特别指出这些团体是因为它们都有以各自为中心的历史学派，也在通史的写作中占有地位。这种对集体作用的重视并不是新近的发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史的写作便很普遍。在17世纪，克莱伦顿（Clarendon）的英国内战史曾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王室、国会和军队的作用。
    19世纪以来，这一重视集体作用的倾向不但在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得到了加强。孔德写了“无名的历史”，杜克海姆（Durkheim）和其他追随者也有类似的努力，海恩里希·佛富林（Heinrich Wk1h501.jpgllfflin）甚至有一个孔德式的计划，写一部像加图的罗马史那样不提名字的艺术史。总之，所谓“主题的淡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创造，而是西方的悠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