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对历史作定量的研究是西方的特点。
    8.1如所周知，法国的系列史家、法国和英国的历史人口学家以及美国的“新经济史家”在50和60年代对计量方法作了愈来愈充分的发展。其实，这些史学潮流渊源流长。19世纪后期的德语国家中已经对价格史作了细致的研究。在18世纪，人口史已受到相当的重视。最早在14世纪，基尔瓦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在他的编年史中已经大量运用了数字，如用佛罗伦萨儿童升学不同学校的数字来说明通常称之为“算术心态”的例子。毫无疑问，在维拉尼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学校中，有一所称之为“算盘学校”，教授基本算术方法。由于佛罗伦萨在当时有很多的银行和商号，这一方面的知识特别有用。总之，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西方法律和科学对西方史学有着根本的影响。在其他的史学传统中，有没有相似的对数量统计的兴趣呢？
    9.西方史学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其特点。
    9.1波利比阿曾把他那时的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悲剧作家”，因为他们有意追求戏剧效果。在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有一位作者强调了修昔底德的历史和当时希腊戏剧的可比性，特别是在描述事件的突兀性方面。在16和17世纪的艺术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曾被比作为史诗的作者，用以突出他们用文字描述战役、人物性格和演说的重要。他们明确提出在古典意义上的历史的“尊严”，即认为不是每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值得让历史学家为之记录而垂诸久远。在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
    然而最重要的是由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诺尔贝·傅里埃（Norbert Frye）的研究，历史学家不得不注意他们写作时所遵循的模式〔经常是不自觉的，如茹当（M. Jourdain）〕。怀特描述了历史写作的戏剧化，并将历史著作的模式分为喜剧、悲剧、爱情剧和讽刺剧。
    这里也许有必要谈一下在历史写作中其他形式的、先意识的戏剧主题。譬如，战役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寓言式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为研究17世纪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用激烈的战役来比喻人物灵魂的冲突。这是一个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极端的例子。
    另一个明显与进步的观念有联系的“隐含主题”与基督教的先驱圣约翰有关。在新教的历史书中，约翰·胡斯（Jan Hus）、基柔拉莫·萨佛纳柔拉（Girolamo Savonarola）和其他一些教皇的批评者被视为马丁·路德的先驱。同样，瓦萨里的艺术史里也把契马布埃（Cimabue）看作是意大利艺术复兴的功臣，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基尔托（Giotto）。在有关拉丁美洲独立的一本史书中，佛朗西斯科·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被称为“先驱者”。他与西蒙·波里瓦尔的关系被处理成像圣约翰对耶稣基督那样。再近一点，有一本心理史学的著作，把查科特（Charcot）视为弗洛伊德的先驱。
    通常人们不直截了当地将伟人与基督相提并论，但也不是没有。譬如，一本中世纪的史书就突出了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基督似的“热情”。值得认真注意的是，这些例子孕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历史事件自觉或不自觉地再现了（至少在有些时候）某种典范，所以史书便成了寓言。
    9.2西方在这一方面到底特别在那儿呢？我想怀特是想说他的“史书为文学创造”的论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他所举的有关历史戏剧化的例子都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学流派。文艺复兴埋藏与历史相类的古典史诗是西方的文学风格。悲剧也似乎起源于西方。日本文学中突出“贵族的失败”，是否也算是悲剧？奥托曼帝国的历史是否受到了土耳其史诗文学的影响？
    小说也是西方的发明。至少在较为精确的意义上那种叙述题材的小说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尽管埃及、印度、日本等其他地方已经将它成功地移植了过去。所以我想问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一个问题：在西方以外的文化中，文学是否也像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学家（兰克、布克哈特和托克维尔等）的写作中产生过同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呢？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研究西方文学作品对现实反映的有名著作（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古典史学）中问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哪种程度上表面上相似的历史写作能体现出文化之间的不同？
    10.西方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有其特点。
    10.1在重视地域的问题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布罗代尔的一些弟子们如皮埃尔·肖奴（Pierre Chaunu）对此也有同样的兴趣，肖奴以相似的方式研究了大西洋。然而，布罗代尔的著作并不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对罗马帝国交通的重视并不亚于布罗代尔笔下的菲力浦二世帝国。像布罗代尔一样，16世纪的让·波丹（Jean Bodin）也尝试了“地理历史学”。
    10.2我并不认为只有西方史学家才重视历史地理学，即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编年地理学”。中国就有编写方志的悠久传统。我也在前面（1.3）提到伊本·卡尔顿区别游牧和农耕文化的有名的观点。但是，西方有一组探讨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历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既产生于西方，但又不局限于欧洲的现象并非偶然。因为这些著作出自新欧洲（Neo-Eu-ropeans）的历史学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弗利德里希·特纳的有关美国边疆的文章。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类似的著作，如卡皮斯特拉诺·阿布流（Capistrano de Abreu）和塞基奥·荷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研究道路和边疆对巴西殖民化的重要性的著作和基尔佛雷·伯雷尼（Geoffrey Blainey）的《地域的权威》一书。该书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像西方法律、资本主义和科学一样，西方的对外殖民过程也造成了西方史学的特点，无论我们把它称之为“地理发现”、“文化接触”或“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我试图总结了也许可称之为史学史的假设和原理的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并不是为了演化成一个公式，而是为了把西方史学的一些特点联结成一片。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系统并不是没有内部冲突及其对立面的。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在好几个世纪中都还没有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共识，如历史到底是独一无二的还是有规律的，历史是进步的还是循环的，或者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还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但正是这些系统的冲突--或冲突的系统--即各种不同力量之间取得的特定的、不断的平衡，才最终勾画了西方历史思想和史学史的特点。
    注释：
    [1]奥坡（Op）艺术产生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与反战和喜皮文化相连--译者。
    [2]在英语中，“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都以"Re"开头，意指“再”，即“重新”和“循环”的意思--译者注。
    [3]这里的“文化距离”和“外国”等概念，是作者引用他人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