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南宋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作品，在哲学、史学上都有较多建树，对此，许多专家学者已有论及。但于其史学思想中重要的部分“史法论”，尚无专文剖析，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史法”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史家赋予它不同的内涵。
    最初的“史法”主要是指修史的“书法”。孔子修《春秋》，发凡起例、属辞比事，确立了为后人修史所遵循的“书法”，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论书法》中所言：“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这种修史“书法”体现了史家对所记史事与人物的褒贬尺度，与道德训戒的“经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到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时，对孔子的“史法”作了发挥，他提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并对先前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总结和批评。刘知几所言“史例”实际上就是后人所说的“史法”。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史料的真伪鉴别、史事的详略选择等问题，都作了专门论述，扩展了“史法”的内涵。刘知几以后，对“史法”的重视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南宋史家更讲究“史法”。如浙东史家陈傅良说：“自夫孔门之徒尽经述，马迁而下史法乱，微言卒。”[1]吕祖谦也有此论述：“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孰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后汉、三国志以下，诸史只是看大纲始末成败，盖自司马氏、班氏以后作史者皆无史法。”[2]而在南宋诸史家中，对“史法”议论最多的便是叶适。
    叶适将以前的“史法”演绎变化分为三个时期：古史法、孔子之“史法”，司马迁对“史法”的破坏。
    他认为：“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3]叶适将孔子修《春秋》以前的写史方法称之为“古史法”，如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等“据事直书”的写史方法，而且认为《左史》是沿用鲁史旧文，保存了古“史法”。而至孔子修《春秋》，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写史方法，“古史法”至此而变。他依据《春秋》（与《左传》）的不同之处，指出孔子对古史法的变革：“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孔子对于古史法的改造是“于其义有所不尽者发之，理有所害者更之，……既已修定，则旧史之书法即孔子之书法。”[4]经过孔子的改造，古史法由仅能“惩恶”发展为“惩恶而能劝善”，由“章大烦直”发展为“微晦婉美”，因此而称誉“孔子以诸侯之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最为详密。”[5]但对孔子的“春秋笔法”也有批评，认为《春秋》叙事太简，尤其对“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书法很不以为然，因而更为推崇《左传》中保存的古史法，认为它“简书具存，实事不没，大义有归”。其“载旧史之实，……重举经文，贯通本末，自以为经纬”，[6]亦经亦史。
    古史法至司马迁而大坏。他说：“左氏因而作传，罗络诸国，备极妙巧，然尚未有变史法之大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7]而后代史家就更不懂史法了。
    叶适反复申论司马迁不懂史法。他的批评涉及到修史的许多方面，如司马迁变编年为纪传，不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不择义而务广，采次异闻，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变序为“自序”等等，其核心思想是批评“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不知古代经史不分、经即史的大旨，致使史书脱离经学的轨则，失去史学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因此，叶适提出要“非复古史法不可”，实质上即要求恢复古代经史结合，讲求写史致用的精神。
    （二）
    史学批评是叶适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史家、史书的评论。在他的史学批评中，“史法”是衡量史家、史书的优劣的主要尺度。从他所作的批评看，其“史法”的内涵大约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书体裁要事具本末。
    “古史法”的一个标志是“因事著人”，在史书体裁上即“编年体”。后来，司马迁创制了纪传体史书，“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因事以著人也”。[8]叶适认为是司马迁首先破坏了“古史法”，因而提倡“恢复古史法”也包括了恢复编年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