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史书的“义理”应以儒家伦理”为依归。
    叶适的“史法论”许多方面是围绕着阐发义理而展开的。从要求史书事具本末、内容真实到文笔文风的“求实”，无不以说明“史义”为目的。史义体现了史书的思想性、史家的见识，通过阐发史事中的“义理”，教育后人，以资治道，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因此，叶适的史法论重视对“史义”的阐发。
    叶适的“史义”要求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去判别是非，褒贬人物，他以正统观念批评司马迁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论项羽，是“崇长不义之人”。[26]指责《史记》对诸子异说的记载而使“异瑞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致使天下人不能成德就义。他从“有汉则无魏”的正统观念出发，批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使“史法不复存矣”。
    叶适的“史义”还提出史书要写出历史的得失成败，因此称赞唐代所修史书：“虽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败有考，统纪不失，其补益于世多矣。”[27]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叶适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主张以人道解释历史。又说：“余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存，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如一毫巧智于共间；而亡果能存，败果能存，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28]虽然他没有否定神怪的存在，但明确否认了神怪对人事的作用，强调“人意”的决定性因素，以仁义忠信常道说明历史发展的原因。
    叶适的“史义”是建立在确切史实的基础上，他认为：“古无被人以空言而为义者”，古人阐发义理必以史实为依据，“必以史而不以空言”，如孟子精于论义理，“以其无史而空言”，或有史不及见而遽言，故其论理虽至，而亦人之所未安也。”[29]这与朱熹的观点大相径庭，朱熹提倡“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以史实服务于义理，把历史的兴亡更替作为他的“天理”的证据，表明了二者在思想观念、学术路向上的差别。
    （三）
    叶适的“史法论”倡导要恢复古史法的精神，并以其“事功”思想重新诠释古史法的内涵，这是宋代人文学术语境的产物。
    首先，叶适的“史法论”是在宋代学术界复古思潮盛行、理学兴盛的人文背景下出现的。唐宋时代的复古思潮，崇上古三代而黜汉唐，反映在史学上则扬《春秋》而抑马班，然而，这种“复古”实质上是学术界“以复古求革新”的变革思潮的反映。叶适对司马迁破坏史法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开创纪传体通史，为后代史书文体树立一代风范，“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0]也使“史法”为之一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31]而发展到宋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史书也暴露出不少缺陷，而几乎被人遗忘的编年体又重新被人们发现，出现了编年体史书复兴的趋势，《资治通鉴》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但单纯地恢复旧史编年已不能满足史书编纂发展的要求，于是有了改造旧史体裁、别创新体的需要。与叶适同时代的袁枢“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篇各详起讫，自为掠影，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32]从而创立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33]的纪事本末体，正是史体变革的结果。因此，叶适对编年体的推崇，强调史书内容“事具本末”，也是这种变革思潮的反映。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形成了史学义理化的趋向，叶适对“史义”的强调，也是对这一趋向的回应。
    其次，叶适的“史法论”又深深打上了浙东学派的烙印。南宋浙东学术以讲求“事功”而著称于世。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学术内部的演绎，浙东学术由经入史，在朱熹“史是什么学，只是见得浅”[34]的鄙视声中，以理学的异端而出现。这使浙东学术固然迥异于程朱理学，也不同于一般史学。程朱理学讲究“即事明理”，以建立一套形而上的道德体系为宗旨；浙东学术则强调“务实”、“达用”，从现实需要出发研究问题。浙东史学家大都具有“六经皆史”的思想倾向，而强调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主张人事之外别无所谓“道”，这自然是针对理学末流“离事言理”的空洞学风而发的，它不仅撕破了笼罩在六经之上的神秘面纱，而且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浙东史家把经书作为史书的楷模，从内容到形式都以“经”的标准衡量史书，加重了史学的经学色彩，故浙东史学又区别于一般史学。“六经皆史”的实质在于：要求史学象经学一样阐发义理，将抽象的“义理”建基于具体的事实之上，义理与事功相统一。叶适“史法论”中强调“义”的精神内核，提出“本末明而义理著”，对史书内容真实性的追求，对史实的取舍、详略无不以“义”与“用”为标准的思想，正是浙东学术中经史结合思想的折射。
    第三，从史学发展的事实而言，叶适的是古非今，提出“非复古史法不可”的主张，固然不尽妥当。但叶适的史法论也包含了许多的合理主张。他将“史法”作为史学评论的重要范畴给予重视，便是史学批评理论上的一大创见；在对“史笔”的认识上，刘知几主张：“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一味强调简削，而叶适认为史笔之繁简不可一概而论，应该详有用之事，略无用之文，批评因好简削为功，而事义不明者，更指责以炫耀文辞为能事者，这种议论更为平实。尤其是叶适以“义”为核心的史法论，不仅重视史书的外在形式，更强调其中的思想性，已有重“史意”的倾向，在史学批评史上，为刘知几的“史法”发展到章学诚的“史意”搭起了一座桥梁。
    因此，叶适的“史法论”不仅反映了宋代史学变革的一些倾向，而且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叶适史法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