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叶适并没有简单地推崇编年体史书，他批评《春秋》因“记事太简”致使“本末未究而设义以行，吾惧褒贬之滥及也”。[9]认为史书记事应“事具本末”，如上古史书中的“《书》，其载事必具本末。《春秋》，诸侯史也，载事不能自通者，左氏必以传纬之，亦所以具本末也”。[10]因此，他一再称赞《左传》简书具存，实事不没，大义有归，批评后世“经生”孤行无本末，而以类例为义，空言主断，是破坏了古史法。由此可见，叶适并不是简单地推崇编年体的形式，而是强调要以编年的方法，写清史事的来龙去脉，事具本末才能辨别义理。而“因人著事”的纪传体往往就做不到这一点，它的叙事方式是“均之一事，表既谱之，纪复记之，世家列传又申明之，参互错综，十数见而犹末已”。[11]其结果是“书完而义鲜，道德性命益以散微”。[12]，史书成为无补于世之空文，故不可取。
    叶适从史书要载明“义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史书记事要“事具本末”，倡导恢复古史法的编年体，实质上反映了南宋浙东学派史学思想对史书体裁变革的要求，是叶适对史学变革的呼吁。
    第二，史书内容要真实有用。
    叶适认为：古史法特别强调史书记事之真，史家写史，犹如察狱，信而有征，言必有所从受。他称赞孔子编《春秋》“有述无作，皆本上世之旧；尧舜以前虽有数圣人，其传而不信者，故不敢言矣”。[13]而后世之史滥收传闻异辞，致使史书内容失真。尤其批评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不择义而务广，未明古人著书之旨，于百家杂言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而所谓“雅驯”之言实多浮妄无稽之辞，遂使古史法大坏。史迁编信“楚汉间说客辩士之妄言”，又迷信上世“怪民夺论不经之书”，使后人不识往事之实，危害之大，甚于秦火，因此，“推此意以经世，其得之寡，失之众。学者当以为戒，不当以为法也。”[14]
    叶适反对史书追记前代传闻不实之事，主张史书取材要信而有征，记事应偏于近世，这样才会做到资料齐全、真实可信。他认为，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古代史家只有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近世史家只有李焘，“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虽在史书体裁上恢复了“古史法”，但其内容却“由千有余岁之后追记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行于人心久矣”。[15]这样的史书有何可信呢？
    叶适还强调，史家记事应选择“有义有用”的事记载，史书“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16]古代史家都是如此，“孔子之于诸书，择义精矣，可以为世教者则用之；如世系之类，于教粗矣，不用也。”[17]《春秋》一书，选择有关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以及桀、纣之大恶记载于史，而于纤细烦琐、徒以殚天下之竹帛而玩习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有所不录也。《诗》则“专以治乱兴亡两节及中兴为断，而义归于一君之美刺、及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虽有诗皆不录。”[18]这种写史方法应为后世史家所继承。而司马迁不能知圣人之意，纷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比如司马相如《子虚赋》那样“不则于义，不当于用”的辞赋文章也载之于史，而作《志》时于汉事犹多缺略，是不懂古史法。而《新唐书》较之《旧唐书》删掉了许多切于人事、治体的史事，也是不知古史法之旨。
    第三，史书文笔以阐发“义理”为准则。
    “古史法”有重视史书文笔的传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明了文笔在著作流传中的重要作用。前人对史笔的论述大体涉及到繁与简、质与文两个方面。对此，叶适作了重要的补充，强调史书文笔应以说明史实为准则。他认为：《新唐书》诸传，“好以刻削简约为功，又必易本语之质俚以从雅驯，反堕偏迫，故可观者殊少。”[19]刻意追求文字简约、雅驯，而不能说明事实，是不足为训的。他认为凡有关民生日用及典章制度的大事，史书应详加记载，他批评司马迁《史记》载商鞅变法事过于简约”，“商鞅变法，大事也，迁不加疏别，深浅无次。”[20]与此相对应，称赞《新唐书》“以开元礼为正，其仪物名数，次序曲折，已无不备尽，而议论废兴，亦俱见之”。是“自有志书以来，未之有也。”而司马迁、班固之史“于一代之制不能备其本末，而徒取他书，使后世无所考据，此所谓失也。”[21]对于无关国家治体、日用民生之事则应简约或省略。因此，对史笔的繁与简，叶适并不是流于一般之言，而以所记之事的功用为依据，详有用之事，略无用之文。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叶适反对史书文辞的评论以“工拙”为标准。他认为：“文章高下，未有不与事称者……夫所恶于轻靡之文者，谓其不足以致治也。”[22]史书以致治为目的，故应重视事理，反对浮华，因为：“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23]他主张史书文辞风格应“简直宏大、晓畅义理，以风晓天下。”[24]批评司马迁、班固“以文采炫耀其人，辞多而实寡。”[25]称赞《三国志》的叙事指实。这些评论反映了叶适对史书文笔的“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