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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从尸体上还发现了一条线索，可以用于确认死者身份：一个学校女生通常佩戴的镶金小盒，通过这条线索，警方要求保罗·西格尔前来辨认尸体。《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当时“心慌意乱，但毫不犹豫地根随格里费恩探员来到了位于第八大街的案发现场--那个肮脏黑暗的公寓”。但是西格尔说他既不认识那个小盒子，也不认识那个死去的女孩，这使得警方大惑不解。他对探员说：“我很肯定这绝不是我女儿的私人物品。”警方要求保罗让妻子进行进一步辨认一下这个盒子，但是他却拒绝了：“不，我不想那么做。有什么意义呢·”西格尔的拒绝合作使得警方感到手足无措，他们在6月19日凌晨1点钟到西格尔家上门调查，在把那个小盒子交给西格尔夫人时，她当即确认这正是她女儿的物品，她大叫一声：“上帝，埃尔希！”，便昏了过去。《纽约晚报》在当天下午的报纸中刊登了这个盒子的放大照片，并载明这个盒子是埃尔希·西格尔堂兄弟送给她的礼物。在太平间辨认尸体之后，另一位教会人员的证词进一步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她说：“就是可怜的小埃尔希，可怜的女孩。” 记者们有权利自由出入犯罪现场，警方也很高兴向记者展示自己目前掌握的证据。他们很快将主要嫌疑人定位在利昂·凌的身上，这个三十岁的华人原先就居住在尸体被发现的那个房间里。凌经常拜访唐人街的教会，据传说他是几家餐馆的总经理，还经常参加赌博活动。所有新闻故事的头条都重点指出警方怀疑一名华裔男子与谋杀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纽约晚报》超越了正常的断案程序，干脆直接用特大号的字体在大标题上写道：“西格尔将军的女儿被华裔男子扼死！”警方对凌和另一名失踪的华裔男子崇兴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大搜索，崇兴原来是楼下中餐馆的一名打工仔。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凌的身上，报纸报道说：他是一个“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讲究穿着，挥霍无度，是个狂热的体育迷”，而且还热衷赌博活动。他曾经向埃尔希·希格尔和其他几个白人女孩学习英文，根据《纽约晚报》报道，“他还和她们所有人发生了性关系。” 纽约市的其他报刊最初比较婉转地报道了这一案件，但是后来也开始逐渐引领读者得出同样的结论。《论坛》报道说警察还在尸体旁边的化妆台上发现了几封署名为“埃尔希”的情书。该报指出：“这些情书显示出在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从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情书和卡片中，警方猜测凌本人“涉及到某种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出自男人的手笔：“一切问题都是因我而起，我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人能够幸福地在一起。”一个警察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看起来这个年轻姑娘经常出现在凌的生活中。”这很容易导致读者轻易得出结论--她的传教工作绝不仅仅是宣读《圣经》而已。《纽约新闻》引用了警方的原话：“该谋杀案的凶手是一名男子，他希望女孩不要离开他，在遭到拒绝以后扼死了女孩，希望逃脱非法拘禁他人的罪责。” 记者们还千方百计地深入西格尔一家了解情况。被害人年仅十几岁的弟弟雷金纳德·西格尔邀请记者到家里来，表示西格尔夫人已经住院。这时，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从楼上走下来，站在男孩的身后。男孩说：“哦，妈妈下来了。”西格尔夫人拒绝讲话。但是她的儿子却给出了这样一番言论：“他们两人（他的姐姐和凌）坠入了爱河，兴奋到不能自制，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主动表明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曾经在唐人街从事教会工作，他的家人都认识利昂·凌这个人。还有其他的报道指出：在西格尔小姐的卧室里发现了凌的照片；在女儿失踪前一天，保罗·西格尔曾经把凌赶出西格尔家。显而易见，保罗·西格尔认为此事有辱门庭，因此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谈话。正如《纽约太阳报》指出的：“警方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取任何关于埃尔希及其生平的消息。” 虽然西格尔的大部分家人都仿效保罗·西格尔的做法，很少向媒体透露消息，他们中间还是出现了一个异类：西格尔的堂妹梅布尔·西格尔。她不断接受记者的采访，尽管有时她的话漏洞百出，但是她显然非常乐于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太阳报》将她形容为“一个19岁上下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棕发深眸的女子，拥有红润的双颊，英文的精准令人叹为观止。”她和她的堂姐经常在夜间出入于唐人街，在那里“宣读《圣经》，和华人一起祈祷”。她说利昂?凌经常给西格尔家打电话，埃尔希经常和他一起到唐人街去。当《论坛》报记者询问梅布尔·西格尔“她的堂姐和华裔男性的亲密关系”是否使她感到担忧时，她回答说：“我经常警告她不要那么做，因为我一直很担心会发生什么悲剧，而且向她直接表明了我的态度。”梅布尔·西格尔还想让大家都知道她可不像堂姐那样，随便约会华裔男子：“埃尔希和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从来不和任何中国佬出去。你们要知道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啦，我也参加过中国人举办的晚餐会，但是我不会和华裔男子约会。” 埃尔希·西格尔是在四年前和母亲一起进行教会工作时遇到凌的。一开始，他只是护送西格尔夫人和小姐去教堂，后来开始给她们家里打电话。“警察并不知道西格尔小姐从何时将芳心暗许给这个华裔男子。”--《纽约时报》这样报道，但是她父亲并不允许二人进行交往，按照《纽约时报》的话说：“他对此深表反对”，而她的母亲认为“在凌的陪伴下西格尔小姐是很安全的”。如果不是当时的种族主义偏见，凌是那种任何母亲都希望自己女儿约会乃至与其结婚的男子：英俊、穿着得体入时、前程远大，手下有好几家餐馆，经常到教堂去做礼拜，虔诚地阅读《圣经》。其他的传教士说“他在教会的祈祷极其雄辩，在大家唱起赞美诗的时候，他会引吭高歌”。凌有一次甚至向大家表白：“罪恶会使得他的心灵颤抖”。 当香港新闻界开始报道这一案件的时候，情书的数目已经被炒做到2000封。后来香港警方收到了纽约市警方的电报，要求协助抓捕嫌疑人，这给这一案件带来了国际知名度。《南华早报》将这一案件称作“纽约衣箱迷案”，并且暗示说“利昂”的真正拼写应该是“立安。” 《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凌在卧室里收集了数目可观的女孩照片：“几百张照片，全部都是白人女孩，还有女演员，这里有穿着低胸礼服的女子的彩色卡片，还有低级小酒吧经常分发的那种照片日历，上面印着穿着透明服饰的女人。”这些照片散落在桌子上，贴在墙上，掉落在地板上，塞在抽屉里，甚至藏在床后面。“至少有十几张最为淫荡的脱衣舞女彩照”，报纸报道说，“有穿紧身衣的、穿短裙的、衣不蔽体摆出各种姿势的女孩照片。不论在屋子的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到女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坦胸露乳。”但是警察们并没有在这些照片里发现埃尔希·希格尔。 《论坛》在尸体发现的第二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描写唐人街当时的情况，生动地阐述了人们的态度和警察的办案方法： 这个种族的人天生冷酷无情，他们带着恶意的笑容谈论这一悲剧性的事件，但是一旦出现某个白人，这种中文的对话马上就停止了。迈克·加尔文上校和其他一些便衣警察在清晨来到案发地点寻找有关凌的线索。他们彻底清查了所有怀疑的地点，把整个唐人街从头到底梳理了一遍。 加尔文上校站在佩尔大街的中间，指挥着手下人的行动，手下人不断向他报告，他则在思索如果凌就藏在唐人街，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他找出来。唐人街的居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你认识利昂么·”加尔文问一个站在拐角处的中国人，他正在阅读下午报纸上有关这一悲剧的报道。。 “我不会说英语，”黄种人带着邪恶的微笑说。 “可能么·”加尔文说，“你在看英文报纸上的棒球新闻，报上的英文漫画让你笑得透不过气来，你居然告诉我不会说英文。鬼才相信呢！”他对那个中国人大喊起来，后者马上消失在街上。“哈，这句话他倒是听得懂。” 警察有权力盘问任何一个年轻的亚裔男子，日本厨师kosukerannato就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调查，原因是某个“神经质的白人”认为他就是通缉令上的凌。他们不断“审讯他，而且始终不相信他是日本人，直到他的朋友到警察局证明他的身份。” 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三角畸恋的第三方终于浮出水面，警方坚信妒忌是谋杀的主要动机。餐馆的另一个经营者楚根作为证人被看管起来。他的被捕使得警方认识到埃尔希·西格尔本人写下的情书远远不止先前发现的数目。在楚根的房间里他们就发现了40多封情书，作者都是埃尔希·西格尔。《论坛》报道说：“大部分信件的开头都是‘我亲爱的楚根’，信中的口吻也是异常亲密。”在其中一封情书中，年轻的女孩说楚根--而不是利昂·凌--才是她的真爱。楚根向警方反映他还收到过一些匿名恐吓信，信上说“如果他要是不离开埃尔希，那么他和女孩两个人都是小命难保。”楚根认为凌可能发现了埃尔希来找他，因而非常生气。“有一次凌和我为了这个姑娘吵了起来，”他说，“利昂·凌认为我甚至无权和她说话，我说我同样也拥有追求她的权利，而且绝不会输给他。”楚根说随后凌这样警告他：“你给我小心！”《论坛》还给读者总结了一番：“警察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确定了谋杀的动机。他们认为这个女孩同时和两个华人男子约会，在盛怒之下，利昂·凌杀了埃尔希。” 对于西格尔家族不愿认领自己女儿的尸体，报纸更是大肆渲染。在案件发生后的三天之内，保罗·西格尔根本不承认那是自己女儿的尸体，后来在和家人一起前往太平间认尸之后才终于承认那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妻子没有和他一起前往太平间认尸。据称，谋杀案已经使她“丧失了神志”，不得不进疗养院休养。西格尔在看到尸体的时候几乎“昏了过去”，是一名探员扶住了他。“我受不了！”他吼叫着，“这太恐怖了。”他告诉警察：“埃尔希没有和任何中国佬谈恋爱。”说他的女儿从来都没说过喜欢凌。“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孩，不论她到唐人街去过多少次都是为了教会的工作。我知道是他们把她引诱到第八大街那个肮脏的华人巢穴中去的，我也知道他们的卑鄙手段--她一定以为那里有需要她完成的教会工作。这是个教训！年轻的女孩不应该和其他种族的人混在一起。如果让我看到那些中国佬，你们警察就可以省省力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