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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纽约市警方一连盘问了36个小时以后，崇兴改变了自己的口供。他说：埃尔希·西格尔经常到凌的房间去，而且在6月9日晚上她就在凌的家里。前一天，由于在姑娘家里遭到了拒绝，凌喝得酩酊大醉。埃尔希告诉凌不要再打电话到她家里去了，她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他了。凌怀疑她和别人有染，出于嫉妒卡住了她的脖子。崇兴说自己透过格子窗看到凌扼死了埃尔希。由于受不了这凶残的场面，他跑到楼下的中餐馆去清醒头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女孩的尸体伏卧在凌的床上。崇兴否认自己参与了谋杀的过程，但是承认后来在房间曾经碰触过女孩的尸体，“我摸了摸尸体，它当时还没有完全冷却。”崇兴说：凌告诉他女孩“咬破了自己的舌头，结果失血过多而死。”他自称没有帮助凌把尸体装进警察发现的那口大箱子里面，但是承认捆在箱子外面的那根绳子上的绳结确实是他打的。他说凌本来打算把箱子弄到新泽西城，然后用船寄到欧洲去。 报纸对马拉松式的审讯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刊登了聆讯过程中的一些原话。《论坛》认为崇兴“沉着、具有残忍的幽默感，口气表面亲切，态度郁郁寡欢、阴沉，总之让人无法觉得他还有人性。”他很可能在审讯过程中掺杂了自己的看法，《旧金山观察者》把这次审讯称作“纽约警察和刑事当局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三级’审讯。”负责审讯的警察最后都精疲力竭。《观察者》指出：“这桩案件震惊了整个美国，负责调查案件真相的警察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休息时间，因为那个狡猾的华人特别善于去钻那些警察没有堵住的空子。” 正当大部分媒体都在强调对崇兴进行审讯的严酷性和必要性，甚至为此感到兴奋不已时，《纽约时报》提出了一些问题，怀疑警方获得这些口供的方法是否恰当甚至合法。该报声称：“警察对待崇兴的方式无疑说明他们已经宣判这个男人有罪，然而这种判决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司法上都是错误的。因此，由此获得的证据和口供的真实性有待商榷。”《纽约时报》审查了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然后得出结论--审讯的结果一定有问题，“最值得怀疑的一点就是他的口供实际上都是在重复人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或者想法。这说明实际上是审讯他的警察而不是他本人做出了口供的答案，这当然是警察的无心之失。” 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崇兴又对自己的口供做出了一些更正，但是坚决否认自己和谋杀过程有任何关系。《纽约论坛》在这场新闻大战中胜出，他们对警方的中文翻译进行了独家专访。翻译王维南毫不吝啬地介绍了审讯的整个细节以及他本人对案件的分析。他说：“在我看来，崇兴肯定没有说出所有实情，他的话也一定不都是真话。”其他警方人员也同意他的看法，称他们一致认为谋杀案中一定还有同犯，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崇兴。对于三级审讯的结果，警方深表失望。“适用于白人的方法在中国佬身上就行不通，”一个警察说，“他抽着烟，小眼睛转来转去嘲笑我们，我们就像傻子一样。”把崇兴带到案发现场的做法也没有给警方带来预期的结果。《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观察道：崇兴有机会被带出自己的牢房呼吸新鲜空气，他对此显得得意洋洋。“警方希望能够击破这个中国佬的精神防线，让他交待谋杀时发生的所有情况。而崇兴根本没有一点濒于崩溃的表现，反而倒怡然自得地带着探员们在埃尔希·西格尔被杀害的房间里转来转去。”在尸体被发现一周以后，埃尔希的案子从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虽然在美国上下还是不时传来有关凌被发现的消息，人们越来越相信他可能已经通过海路回到中国去了。由于没有新的发现，记者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过去的信息。虽然警方并没有向公众公开埃尔希·西格尔写给两个华裔爱人的情书，报纸上引用的情书片断已经充分证明她确实与这两个人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一封信中，她亲切地称凌为“维利”，还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而离开你，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甜蜜时光。”在另一封写给楚根的信中，她说“今晚维利在这里，但是你不要感到任何不快，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一直以来你是我唯一的挚爱，别把维利放在心上。虽然他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还是要见他啊。”《太阳报》总结说：“埃尔希·西格尔不断在两个华裔情人之间卖弄风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通过对出租车司机和其他证人进行调查，警方还设想出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凌杀死了埃尔希·西格尔，把尸体装进箱子，然后叫了出租车准备到纽沃克弃尸，失败以后又通过另一辆出租车把尸体运回到案发现场。据证人称，随后凌就去了华盛顿，在那里给西格尔的家人发了电报，说埃尔希在华盛顿一切都好。所有这些应该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对这种设想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时候，警察局的官员回答说：“你必须记住：我们不可能理解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佬的行为方式和绝大部分人都不一样，在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中，我们遇到的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警察遇到的可能的确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凌，这一点和他们的豪言壮语极不相称。侦探局的局长麦卡夫蒂督察对《纽约新闻》的记者表示：凌要想逃过全国范围拉网式的搜查是不可能的。“全国上下的警察都处于严格戒备状态，”他说，“美国就像是一个大号捕鼠器。如果他还活着就不可能逃脱，我坚信他还活着。”麦卡夫蒂督察还说他们马上就要到新泽西去审讯一个嫌犯。一天以后《纽约新闻》发布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尽管警方并不承认，但是他们在抓捕谋杀弗朗兹·希格尔将军孙女嫌犯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警方根本不知道凌的下落。”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１日，警方以为发现了凌飘浮在哈德孙河上的尸体，但后来证实那是一个１１岁的白人男孩。“对警方的嘲笑再次响了起来，”《纽约新闻》这样指出。 由于抓捕行动始终没有结果，而记者又不断嘲讽警方的办事效率，警方对唐人街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搜索以寻找线索。表面上警方额外安排了２０个探员和１５个警察在唐人街防止帮派冲突，但是华人商人表示警察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意，而且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华人区的人口急剧下降，许多本分居民濒临破产。”７月５日，纽约华人社区派出３个代表前往华盛顿抗议警方的行为。他们首先走访了中国公使馆和美国国务院，表示纽约市以及其他城市，包括费城的华人，遭遇到了经常性的监督调查，他们的家庭和店铺被重复搜查。他们还对纽约州州长胡格斯提出了意见。《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抗议不会有任何效果：“大众都认为州长会允许警察继续自己的调查活动，因为此类事务不属于外交交涉的范畴。”但是，在华盛顿、奥尔巴尼和纽约市办公室进行了一系列电报交流之后，这些额外的警力被撤掉了。 饱受折磨的执法者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桩谋杀案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在纽约市警察局两年来悬而未决的１３０个案子中，这个案子获得的公众关注是最多的。一位纽约市的验尸官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纽约市的谋杀案件数量和逍遥法外的罪犯数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于谁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有着自己的看法：“任何有理性的公民都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谋杀案绝不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罪犯有什么特别的杀人技巧，唯一的答案就是警察局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 正如许多轰动一时的故事一样，西格尔的案子逐渐销声匿迹。１９０９年９月２４日，验尸官正式宣布西格尔是被凌扼死的，凌的朋友崇兴已经被警方关押了几个星期，现在他终于获得释放，但是警察仍然相信，“这个胡说八道的男人”一定对年轻姑娘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美国国内外都有报告称凌在某地出现，有人声称在海船上看到了凌，有人说他在伦敦，还有报告说他就是从美国开往日本横滨的渡轮上跳海的两个中国人之一，中国的秘密警察报告说凌先是去了加拿大，然后偷渡回中国，在一家农场打工。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生活也算给了这个奢侈的纽约花花公子足够的惩罚。中国政府承诺如果发现凌的踪迹就马上照会美国政府，然而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１９１１年１月，报纸又对西格尔案件进行了一些报导，在对纽约大大小小的鸦片馆的一次突查中，联邦政府发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纽约时报》认为它们“有助于解开西格尔谋杀案和杀人犯失踪的谜团。”第二天，联邦政府和纽约市政府都指出这一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此这个案子再也没有浮出水面，逐渐消失在那些逐渐发黄碎去的报纸和缩微胶片中。 西格尔案件真实地展示了２０世纪早期的美国大城市媒体报道重大谋杀案的手法。这样的案子通常涉及到性、种族和阴谋，正如今天的新闻媒体一样，新闻界故意掀起轩然大波，进行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迫使执法者迅速得出结论。这些执法者不断骚扰被害人的家庭成员，设计出肤浅的猜测；他们追求耸人听闻的故事，辨认凶手的速度及其惊人。除了在２０世纪早期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因素之外，当时新闻界对重大犯罪案件的报道实际上和今天的新闻界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如果学会使用手提电脑、小型摄像机和照相机，那么１９０９年的纽约记者在今天的新闻世界一定也能如鱼得水、自得其所。（注：文中中文姓名为英文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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