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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声称希望给女儿举行安静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但是绝对不会在家里举行。“不，不，不，不可能的。我们家族已经受够了耻辱，葬礼是小型的、秘密的，只有家人能够出席。这一点绝对无法更改。” 《论坛》报再次采访了受害人多嘴的堂妹梅布尔·西格尔，这一次她却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梅布尔·西格尔说她的堂姐已经和一位来自怀俄明州的陆军军官订了婚，她给记者看了一些信件，上面的称呼是“我最亲爱的埃尔希”，署名是“你的爱人，霍华德。”她并没有说明埃尔希的其他追求者是否知道这位怀俄明州军官的存在。但是《论坛》称：未婚夫的存在为利昂·凌因为妒忌而犯下的谋杀案增加了又一条不可磨灭的证据。 《纽约晚报》技高《论坛》报一筹，他们向梅布尔·西格尔约稿，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梅布尔·西格尔：‘中国人都是伪君子！’”，在文章中，她发表了很多反华的刻薄言论，把怀疑的对象直指凌本人。她并没有提及堂姐的怀俄明州未婚夫，而是转而描述她的堂姐在失踪前对她说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她很害怕凌，而且希望有办法能让他“不再注意她。”梅布尔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纽约晚报》三大页全篇报道的一小部分，当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9张特写照片，一张5幅的漫画（第二版），标题是“埃尔希·西格尔的一生”。也许是为了协调观点，但更有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煽动人们的反华情绪，《纽约晚报》发表了一篇中国编辑撰写的文章，文章大体的结论是这个年轻的白人女传教士试图引诱华裔男性“跨越禁界”，给自己招来了祸端。纽约市《中国改革新闻》的编辑叶兴化推测，埃尔希·西格尔可能是自杀的，而中国人之所以把她的尸体藏在箱子里是为了避免使她的家族感到尴尬。叶的分析至少在有一点上和他的白人同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很善于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得出结论。 在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受害人的父亲保罗·西格尔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热衷于发表意见。他告诉记者们他“知道”利昂·凌曾经在6月8日，也就是他女儿失踪的前一天，出现在他家附近，看上去好像吸过毒。“埃尔希不想见到他，他因此非常生气。在凌离开的时候，她在门口对他说她才不要和他那样的人有什么关系。他做出了种种威吓，最后说‘如果你还和楚根见面，我就杀了他’，这时他别有用心地看了她一眼，‘也许我还会做点别的什么’。”西格尔坚信自己的女儿第二天是被崇兴骗到那个房间去的。崇兴，另一个失踪的嫌疑犯，是凌的好朋友。“我认为是她天生的善良导致了她的死亡，”西格尔对《论坛》报这样说，“我猜想崇兴骗她说凌生了病，当她前去看望他的时候，出于嫉妒和愤怒，他杀了她。” 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两周之前，记者们并没有质疑西格尔的这些新证据，他们也没有质疑他何以突然像谈论熟人似的谈起利昂·凌、崇兴、楚根这些名字。细心的记者本来可以指出西格尔的话完全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盲目支持警方的观点，即凌在愤怒之下杀了埃尔希。西格尔先生是否受到了警方的指使呢·如果是的话，警方又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呢·没有人思考这些问题更没有人提出这些问题。 根据在凌的房间发现的他本人的照片，警察发布了通缉令，并且在全国和海外广泛宣传。《纽约时报》指出：全国“所有的警官和治安官”都得到了这样的通缉令，根据纽约市警察的报告，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天会收到来自全国的大约50个电话，声称自己找到了凌。在大多数地区，只要是年轻的华裔男性都可能成为人们的怀疑对象。《纽约晚报》的报道相当精确，同时也充满了种族主义的色彩：“警方逮捕了太多的嫌疑犯，以至于从纽约到西海岸的中国洗衣店产生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华人都被拘捕了）。”《纽约时报》认为：“与凌有任何相似之处的华裔男性都不能行色匆匆地出现在街上，否则就可能出现被捕的危险”。关于拘捕嫌疑犯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有新泽西的伊丽莎白港、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的西本汉普顿、麻萨诸塞的沃塞斯特、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旧金山、纽约的斯纳克特德、田纳西的杰克逊、新泽西的哈克塞克、英属哥伦比亚的雷夫斯多克、费城、温哥华、达拉斯、印第安纳的南班德。 在纽沃克的一次露天狂欢活动中，有观众喊了一声：“谋杀埃尔希·西格尔的利昂·凌就在那儿”，导致三名华裔男性演员不得不仓皇逃走。在像狗一样从护栏钻出去之后，其中的两人被警方抓住，后来警方确认了他们不认识凌。“类似的闹剧在全美上下不断上演，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因为穿着美式服装而尴尬地遭到质询，有关凌的真实线索根本没有出现，”《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据传凌的亲戚居住在匹兹堡，这里的警方对华人区展开了大举搜索。“查尔斯·金是匹兹堡最精明的华人，他陪伴着一组探员上下奔忙，督促所有华人向警方坦白自己掌握的所有消息，从而给自己减少麻烦。”但是华裔人群和警方还是发生了一次冲突，“一个名叫李银的著名华人在舒伍林探员要求开门接受检查时拒绝了警方的要求。警方威胁要破门而入，李银拿了一把刀走了出来，但是被左轮枪的枪托砸得晕了过去。” 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采取了特别的政策，命令全美上下的中国外交官全力协助警方抓捕谋杀埃尔希·西格尔的嫌犯。根据《纽约晚报》的话说：中国政府官员采取行动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在美国的华人并没有拉帮结伙、互相包庇进行犯罪活动”。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行动可能也是为了缓解全美上下的反华情绪。为了这样的目的，纽约市唐人街的一个委员会在宋运莫的号召下集资悬赏征集凌的下落。他号召所有“心中怀有崇高民族情感的”华人都要帮助警方抓捕凌这个“在华人圈子中臭名昭著的败类”。美国华人大厦的领袖王兴（萨姆埃克）将凌称为“中国男人的耻辱”，他认为美国的所有华人团体都应该为警方提供协助。 在另一方面，纽约市警方由于未能及时抓到案子的头号嫌犯，从而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为了逃避责任，他们开始将责任转移给华人团体，指责他们把凌藏匿了起来，使其逃脱了警方的调查。“要不是华人给调查活动制造了种种障碍，警方早就抓到凶犯了，”《纽约新闻》这样指出：“警察总部所有的探员和工作人员都受到过华人的藐视。”《纽约时报》指出凌的逍遥法外“足以说明他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帮助和保护，而且一定是来自华人群体。”《纽约时报》还认为：如果华人真心希望凌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他们就应将他交给警方。“这将使那些对华人的指责很快烟消云散。” 在谋杀案发生以后，新闻报刊开始警告那些年轻的女性教会人员不要再到唐人街进行工作。《论坛》指出埃尔希·西格尔的遭遇充分说明“当善良纤细的年轻姑娘和那些长久无法接触本族女性乃至所有正派女性的异族男性发生亲密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作家多罗茜·迪克斯在《纽约晚报》的客座专栏中声称女孩子根本不应该在华人教区工作，“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阻止这些女孩子到那里传教，那么警察就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旧金山观察者》指出西格尔一案充分证明了“毫无良心和廉耻”的亚裔人口应当和白人分开居住，“教会应该停止他们的愚蠢行为，不要再派遣年轻女性和女孩子去教导那些狡诈的亚洲人，不要再让她们受到鸦片和堕落生活的侵扰。” 《纽约晚报》指出白人父母应当禁止自己的女儿到华人教区工作，因为华人和基督教根本毫无关系：“如果一个白人父亲允许自己女儿去教导那些最低级的华人，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亲密的联系，那么他就比白痴还要愚蠢，因为那些所谓”信教“的华人实际上是最为低级下流的。如果这些父母不具有防止自己女儿接触这类肮脏环境的心智，那么政府就应该采取行动。”对于那些追求基督教信仰的华人，《纽约晚报》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儒家教育已经足以给任何直立行走的中国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精神指引。“警方了解，所有成熟的人也都了解，但是只有一些善良的传教士们不了解，那些到教堂去的华人绝不是为了追求宗教信仰。”对于改信基督教的华人，《纽约时报》没有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不过它十分质疑年轻姑娘从事布道的做法。“如果只有异族的年轻姑娘才能使他们改信基督教，那么他们需要去的地方是警察局，而不是教堂。” 《纽约太阳报》在这场论战中采取了更为中庸、克制的态度，认为种族不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性别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很容易忘记白人男女之间也会存在不正当关系从而导致犯罪，正如今天这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案子一样。难道只有一个出身高贵家庭的女孩遭到谋杀才会让我们看到异性男女之间在非常规环境下发生密切接触可能导致的危险·不论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这种危险都是一样的，人们一直都了解这一点。”《纽约新闻》严词斥责那些过分强调种族差异的人：“我们应该承认皮肤的颜色与这场悲剧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埃尔希·西格尔约会出色的白人男孩，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有可能被某个愤怒的男朋友杀害，这一点和她约会那些内心龌龊狡诈的华人没什么区别。”一封读者在写给《论坛》的信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华人本身说来和其他种族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差别，将一个华人败类的罪恶强加于所有华人身上是荒谬的，也是不公正的。”1909年6月21日，尸体被发现三天以后，案件出现了重大突破，纽约州西加尔维的警察成功地逮捕了崇兴，这个原先就住在凌隔壁房间的厨师。一开始他声称对案件一无所知--他很少住在那个房间里，而他离开纽约市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应聘西加尔维一家餐厅的工作。《论坛》指出在唐人街大家都认为他是“下贱的赌棍，兜儿里很少存得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