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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与美国人的低储蓄率（有时甚至出现负储蓄率）相比，日本人的储蓄率很高，高到“成了问题”。为刺激景气，日本在推行了多年“超缓和金融政策”之后，又在1999年2月实施零利率政策（在通缩状态下实际利率并非为零），这意味着日本的利率政策已没有调节余地，现在又议论搞什么通胀指标。在财政方面，与日本财政赤字高达gdp的8.4%（2002年数字）、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高达gdp的140%相比，美国的财政状况要好得多。 是不是可以说，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有日本这样一个“反面教师”。比如美联储在2002年发表了题为《回避通货紧缩：90年代日本经验的启示》的论文，其中提到了如果9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银行采取更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或许可能避免90年代后半期的通缩局面。而恰恰是在2001年，美联储实施了十分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了股市、企业、房地产和家计这4个部门的后退相互“错开”，即先是股市、企业这两个部门出现后退，而房地产和家计一时依然比较坚挺。而日本的特点是这4个部门同时后退，特别是紧接着股市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泡沫也跟着破灭，使日本经济在这两大泡沫破灭的打击下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为什么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冯：说到美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原因，就需要讨论日美之间更深层次的差异。 陈：美国社会封建残余少，日本则背负不少封建包袱。反映在国民性上，美国敢冒风险，长于创新；日本则偏于保守，创新精神不足。 二战后日本在科技方面进步很快，但基本上属于追赶、模仿和引进型，自己的创新不多。在90年代美日的角逐中，日本在信息网络化上输给了美国。 冯：在对信息化的适应性方面，日美确有很大差异。在工业化时代日本曾是成功的追赶者。正如日本评论家屋太一所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学德国接着学美国，到了80年代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罕见的、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的社会，达到了德美等国都未能达到的高度工业化水平。”[10]日本媒体曾说：“在80年代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又有人说成功是失败之源。可以说日本在工业化时代追赶欧美的成功使日本人骄傲自满、日趋保守、不思改革，结果孕育了当今日本的“经济战败”。反之，20世纪80年代美国输给日本，却激发了美国人的危机感，他们甚至还借鉴了二战后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那时美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排着大队到日本企业参观。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通过创建“新经济”和推进it革命而取得十年繁荣的成功。日本学者小关哲哉说：“在当今世界上，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每况愈下，而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却生气勃勃……，日美两国的差距正进一步拉大。不言而喻，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技术革命。”[11]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还指出：“与it容易融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在当今世界上最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要算美国的经济”，这导致美国型经济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至于日本经济由于存在着大量非市场经济因素，“包含着与it不相容的因素”，因此导致日本型经济在it时代落后了。[12]因特网正在成为各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使擅长于科技与制度创新的美国“如鱼得水”，而日本的官僚体制、大藏省金融体制则与信息化时代的行动方式格格不入。 陈：美国之所以能较好适应it革命，与美国企业的新陈代谢之旺盛分不开的，美国的企业容易进入市场，也容易被淘汰出局。比如在日本开办一家新公司要花3万美元，而在美国或者通过上网，或者花几分钱打个电话，公司就办起来了，而且没有资本要求。由于办企业容易，所以每年有许多新公司出现，优胜者很容易脱颖而出，特别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十分兴旺。美国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要资金来源，投资者对企业效益十分关注，企业经营不好利润下滑，投资者就会抛售股票，使企业破产，这就是所谓“用脚投票”，在此情况下经理阶层必须千方百计地搞好经营管理，使股东得到回报。2002年《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大企业中，美国占了197家，接近40%；其中赢利最多的50家企业中美国占了26家；在赢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中美国占了8家。 冯：日本企业竞争也很激烈，但大公司通常有财团做后盾，即使经营不善也难得淘汰出局，又因为企业以向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如果经营不好，面临破产前景，银行也不愿意企业倒闭，因为企业倒闭就会使银行贷款泡汤，所以许多应当破产的公司也会不死不活地苟延残喘，其结果就是使经济丧失活力。日本的中小企业新陈代谢明显弱于美国，例如1999～2000年美国每年新开张企业约100万家，破产企业约90万家；而日本每年新开张企业只有约7万家，破产约8万家。it革命时代应是风险企业大显身手的时代，然而根据gem（对风险企业进行国际比较调查的学术组织）的调查，日本的风险企业能力和社会环境在被调查的美欧日等29个国家中居倒数一二位。 陈：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上，美国既重视对外输出资本，也重视从国外引进资本，所以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是双向的。汽车业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竞争不过外国品牌，国内市场越来越被外国品牌占领，美国人并不以此为耻。《商业周刊》2002年7月有篇文章说：“底特律的确是丢掉了市场份额，但随着外国公司把美国变成全球汽车产业中心，美国成为大赢家。”[13]美国人算了一笔账，由于外国公司在美设厂，三大汽车公司自1995年以来丢失了10%的市场，但随着全球化在美国生根，巨大的人才资源和资金注入美国，现在美国汽车市场比任何时候都健康。 冯：在全球化问题上，日本看到“挑战”的一面较多，而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重视不够。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全球化程度”排名，日本在31个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在“对外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29位，在“对内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31位，在“信息全球化程度”方面居第25位。这就是说日本在“对内全球化”、即“国内的国际化”方面“名列倒数第一”。 日本对输出资本很积极，但在引进外资方面，不仅政策保守，而且缺乏魅力。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然而据imd调查，日本吸引从事制造、研究开发等的企业的“魅力”，在世界各国或地区中排名第26位，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略好于意大利，居倒数第二位。日本所谓“产业空洞化”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不仅本国高科技风险企业成长得不顺利，而且也没能通过导入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大批外国高科技企业到日本来。比如在2000年世界各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日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0.6%，仅相当于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到3%，2000年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其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16.3%）低得多。 陈：在宏观经济决策上，美国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经济方面有很大进步。比如格林斯潘在1987年股市暴跌的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怖袭击后所采取的措施都比较得当，对保持美国经济117个月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在宏观决策方面则动作迟缓、屡屡失误，有些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决策。 冯：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失策可说是接连不断，我曾列举、分析了1987年日本产生泡沫经济以来政府有8项重大政策失误。其中确实有您所说的“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决策”，例如诱发泡沫经济产生的、1987～1989年过度延续的金融缓和政策，“指导”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一再依靠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景气、1990年日美协商产生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等。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置于日本本国利益之上，把满足美国的要求视为己任，甚至令人弄不清是“为了美国的政策”还是“为了日本的政策”。[14]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条约”，这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不仅反映在安全方面，也延伸到了经济方面了。 当然，90年代日美经济形成如此鲜明反差，归根结底是日本在“制度改革的竞赛”、“改革速度的竞赛”方面输给了美国。萨缪尔森曾说“富国必保守”，然而同为“富国”的美、英等国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金融改革或大爆炸，日本至今也“爆炸”不起来。由于各种利益集团林立、各种利害关系交错，政官财各方人士对改革往往是“总论赞成，分论反对”、“抽象同意，具体反对”。小泉上台一年多来日本各界围绕改革问题吵个没完，各种政党和派别的政治家又唱反调又唱高调又唱怪调，本质上多是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1996年桥本首相的一个审议会报告早就提出警告，“在改革之际，费时议论如何维持现存秩序，就如同船正下沉，而船上乘客还在议论坐在哪个座位上能更好眺望景色。”那些为既得利益争得不可开交的政治家正是那种在“船正下沉”之际仍在争座位的乘客。与美国两大政党围绕如何治理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相比，日本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家更关心自身的选举利益而对国家前途缺乏责任感和危机感。2002年5月克林顿对小泉首相说：“如果在美国通缩持续十年，说不定会发生暴动。”这是因为在美国如果出现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国民不满会很强烈，这迫使政治家立刻做出及时有力的对应。而日本直到目前国民生活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并不大，失业率上升幅度也不是很大，以致人们的感觉依然不错，然而经济社会活力就在这种“感觉不错”之中日趋消耗。 陈：美日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口因素。 美国人口相对年轻，出生率在逐年上升，人口总量以每年6%～8%的增长率上升；而日本人口正在迅速老化，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总量将从2007年开始下降，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1.01亿，日本的劳动年龄（从15岁到64岁）人口已经从1995年就开始持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