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成书于汉代初年，一如中国早期的许多典籍一样，其“著作权”问题也一直有争议，尤其是对刘安于本书的贡献，各家意见差别较大。刘安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入朝时，把《内书》(一般认为即《淮南子》)作为珍贵的礼物献于汉武帝的。由于刘安手下有一大批门客，《淮南子》的作者是刘安本人，还是众宾客集体创作，这个问题从汉代起就争议颇多。自高诱提出《淮南子》是刘安与八公合著后，“集体创作说”便相沿成习，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淮南子》被后世不少学者看作是拼凑之作，这种观点影响到对《淮南子》的评价。因而，对于刘安之于《淮南子》的关系，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是正确评价《淮南子》一书的基本前提。
    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肯定刘安对《淮南子》有重要贡献，认为《淮南子》中不能没有刘安的手笔。但是，刘安对《淮南子》的贡献远不止于此，颇疑刘安除拟定纲领、排列次第外，大部分篇章亦为他本人手笔，众宾客有帮助搜集材料、抄录文章并相与讨论之功。如果《淮南子》为讲学的记录，那么选题的制定、内容的取舍更无疑取决于刘安。这是笔者对刘安之于《淮南子》关系的一种基本判断。
    一、《淮南子》作者之历代说法
    (一)《淮南子》为“刘安所作说”
    最早为刘安立传的是司马迁，但《史记》对淮南王著述之事没有任何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时，注明作者为“王安”，张舜徽认为：“此书作者，为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标‘王安’二字，此史家之率笔也。”[1] 185后代的正史《艺文志》多从《汉志》之说，视《淮南子》为刘安作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之《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如此，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汉刘安撰《淮南》”。
    《西京杂记》肯定地说：“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王充《论衡·书解》篇引“儒者”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又云：“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显然，王充是认为《淮南子》为刘安所作的。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讲道：“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中分析：“淮南王招集奇士，倾动四方，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之手，非也。左吴、雷被诸人，著作无我可见，特附《淮南》而显岂梁苑邹枚、邺中刘阮等哉！”清初学者王夫之对刘安的“谋反”野心大加鞭挞，但却称赞：“淮南王安著书二十篇，称引天人之际，亦云博矣。”[2] 59胡适在《淮南王书》中则推断：“淮南王是很能作文辞的，故他的书虽有宾客的帮助，我们不能说其书没有他自己的手笔。”[3] 121
    以上这些看法可称之为“刘安所作说”。
    (二)“集体创作说”
    《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班固的这段话没有说清楚《淮南子》的作者到底是谁，但从文意来看，隐含着《内篇》为宾客集体创作的意思。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云：“《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这里王逸讲到淮南王与八公著述之事，但没有指出“八公”的名字，也没有将其与《淮南子》联系起来。王逸生卒年不详，但安帝时官校书郎，其撰《楚辞章句》大约是在校书郎任上，陆侃如将这一时间定为安帝元初三年(116)，[4] 141这时距刘安献书也已二百多年了。
    最早明确提出《淮南子》为集体创作的，应是东汉末年的高诱。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有《叙》一篇，其中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此后，承袭此说者渐众，宋代高似孙《子略》云：“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诸人，各以才智辩谋，出奇驰隽，所以其书驳然不一。”黄震《黄氏日钞》说：“《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淮南鸿烈》虽似错杂，而气法如一，当由刘安手裁。”梁启超说：“刘安博学能文，其书虽由苏飞辈分纂，然宗旨及体例，计必先行规定，然后从事；或安自总其成，亦未可知。《要略》所提挈各篇要点及排列次第，盖匠心经营，极有柱脊，非漫然獭祭而已。”[5] 这两种说法虽仍认为《淮南子》出于众人之手，但对刘安之于《淮南子》的贡献已多有肯定。
    近现代众多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等等，均沿袭“集体创作说”。罗义俊则认为《淮南子》是一次大型学术聚会的记录。[6] 371这也是“集体创作说”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