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子》“集体创作说”及“杂家”性质辨析
    (一)对“集体创作说”的质疑
    《淮南子》为集体创作说，始于东汉高诱，相沿成习。然而，此说并非无懈可击。茅盾曾分析高诱“八公”著述事说：“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一)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二)八公之名，史传不见，惟高诱记之；(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无疑。”[7] 448-456高诱是如何知道《淮南子》创作详情的，他没有交代自己的资料来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从时间上讲，高诱乃东汉末年人，《淮南鸿烈解叙》云：“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陵迟，于是以朝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建安十年已是公元205年了，而班固在永元元年(89)下狱而死，此时《汉书》大部分已经完成，较高诱为《淮南子》作注要早一百多年的时间，《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更具说服力。
    另一个认为刘安不是《淮南子》作者的理由，是该书内容驳杂，个别地方存在矛盾之处。其实，一部书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属正常，尤其是成书时间跨度较大者，以此作为否定此书作于一人的理由不能让人信服。而且，仔细分析起来，此书中通常被认为的一些矛盾之处也未必是真，如书中对儒家的态度，评价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也属正常，表明它对问题的看法是辩证的，是在批判地吸收，而不是生吞活剥，谷方先生认为“这种广博非但不同于芜杂，而且恰恰表明它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前人有了进步。”[8] 198-259此话不无道理。
    (二)《淮南子》杂家性质简析
    《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归入“杂家”类。对“杂家”的误读，使得此类著作常被视为认为拼凑之作，杂乱无主旨。因而，要正确认识《淮南子》，有对“杂家”的性质作的辨析的必要。
    “杂家”一词，《史记·韩长孺列传》中就出现过，司马迁把“杂家”看作是与《韩子》并列的一家学问。“杂家”明确作为学派之称，应该说还是始于刘向父子，《后汉书·张衡传》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这“九流”中包括了“杂家”，《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一做法，分诸子为十家，“杂家”是其中之一。此后，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官私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在“子部”中保留有“杂家”。
    所谓“杂家”，《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与《汉志》基本相同：“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可见，《汉志》和《隋志》都认为杂家的特点在于“兼儒、墨，合名、法”的包容性，正是取“杂”字的汇集、组合等义，而并非说它“杂乱”。《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小序云：“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这一解释透彻、直白，“杂”就是“广”的意思。刘文典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说：“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指出了“杂家”的基本特征是以“道德”为准则，融合各家。而目录学之所以列出“杂家”一类，《四库全书总目》说得很明白：“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评论道家学派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兼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两者的含义非常接近，《汉志》所说的“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在司马谈那里被总括到“道家”去了，说明杂家与道家确实有相通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淮南子》等“杂家”著作经常被认为是“道家”的原因。《汉志》对“道家”也有一定义：“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可见，《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实际上包括了《汉志》所说的“道家”和“杂家”，《汉志》将二者区分，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异”，更多的是注意了《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广采众家的特点。
    应该说，《汉志》将杂家单列一类，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与早期道家有渊源关系，但又有明显的差异，“杂家兼容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一种学术，道家专明此义，杂家则合众说以为说耳。”[9] 158周桂钿云：“《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都是融会各家思想的新体系。以先秦各家的模式来套，它们都不‘合格’，因此被归入‘杂家’。这一事实正可以有力证明它们都是融会百家的新体系。”[10] 6总之，《汉书·艺文志》把“杂家”作为单独的一类列出，以别于道家，对于辨别学术源流有很大的意义。杂家也大谈“道”，对道家的宇宙观吸收较多，乍看之下与道家很相似，但它与道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它是秦汉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新的学术现象，把它单独作为一派是合理的。《淮南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融合较早、较成功的著作，它以“道”的面貌出现，广泛吸收各家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是汉代由黄老学向儒学转变的时代产物，《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是十分恰当的。这与《淮南子》作者在《要略》中的夫子自道是一致的：“若刘氏之书……非寻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在刘安看来，《淮南子》正是一部博采众长而不依傍一家之言，与时俱进的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