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越鼎”不能解释为“夺取政权”，还因为“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是与西周礼乐文明的发展、天子九鼎制度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还不能证明武王刚刚完伐纣大业时，已经存在了这一观念。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楚王问鼎的故事，《战国策》等更有秦求九鼎、齐求九鼎，以及合纵、连横的斗争中秦、楚谋求九鼎的故事，说明历史上确曾有以“鼎”或“九鼎”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观念，但这是在春秋战国。
    《左传》桓公二年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宣公三年有“成王定鼎于郏鄏”。这个“鼎”也代表西周的最高权力。但是，武王克商时，雒邑尚未建成，所以这是后人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对武王、成王历史功绩的概括，也不能证明西周初已有了这种观念。
    秦汉之际“九鼎”已经被定格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宝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孝武本纪》讲到铸鼎的故事说：“有司皆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可见禹铸九鼎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了。到了晋代，杜预注《左传·桓公三年》武王迁“九鼎”称：“殷所受夏九鼎也”，当从王孙满之言衍化出来的。
    在九鼎传说的较早“版本”--宣公三年王孙满答楚王时，讲的只是“鼎”，而不是“九鼎”，仅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并未明确是禹所铸。又说：“纣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其所论，与其说是指承载了天命的“鼎”，不如说“鼎”是“天命”的代称，从语境看，这在对话的双方都是清楚的。
    《战国策·东周》载，齐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为之解，说齐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瓿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齐王乃止”。这段关于周初运九鼎的叙述，显然只是说辞而不是信史。实际上，无论是殷曾受夏九鼎，还是周受殷鼎，都不能得到证明。《书序·商书》和《史记》都载商汤灭夏，“俘厥宝玉”，作《典宝》，是俘获战利品的记载，宝物中应包括青铜礼器，但最突出的还是玉器。武王伐纣也有俘获战利品的记载，如《逸周书·世俘》历来解释“世、大古通用，世俘者，大俘也”③，其中包括：
    咸刘商王纣，执共恶臣百人。
    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环身以自焚，凡厥有庶玉四千，告焚。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
    武王狩，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麇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对斩获的记载非常详细，尤其是俘获宝玉和佩玉过程，却没有“九鼎”，甚至没有对掠获铜器的专门记述。这说明所谓“周受殷鼎”不过是“周革殷命”的一种表述方式。到了春秋以后，如《左传》中才往往有诸侯国间“索”或“赂”钟鼎等青铜礼器的记载，应反映了在周初以前，无论作为礼器还是财宝，玉的价值受到更多重视。
    对于《世俘》“荐俘殷王鼎”，晋孔晁注：“殷国之鼎”，也有今人注疏认为就是“进献九鼎”。然而，殷墟甲骨常见与“荐俘”相关的“逆羌”、“告执”卜辞，显示出尽管掠获车马甲胄也称“俘”，但“荐俘”之“俘”作为动名词应指俘获的人。《吕氏春秋·古乐》和蔡邕《明堂月令论》引《乐记》都有武王伐纣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而不曾有献鼎之说。就《世俘》而言，“辛亥，荐俘殷王鼎”与“癸酉，荐俘殷王士百人”两段并列，祭法相似，对于后者早已有学者指出，是以牧野之战所获的百名高级官吏献祭，“废于纣共(大)恶(亚)臣百人，伐右厥甲(六十)，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冢)君鼎”。是先射杀，再砍下头颅，由“小子”和“邦君”们放在鼎里献祭④。所以，“荐俘殷王鼎”，也应是将殷纣之首放在鼎中献祭。
    总之，在历史上“鼎”究竟何时成为政权的象征，还有待进一步考定，但从以上简单的考察看，在利簋铸造的年代，即武王伐纣后不久，鼎并没有成为政权的象征，其铭文也就不可能用“越鼎”表述“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