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志》馆总裁、副总裁大多身兼数职，纂修之事实由徐乾学专理，进展较缓。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因事被劾，被迫乞奏归乡，疏中称《一统志》“考究略有端绪”[5]，请将之携归继续编辑，特旨允许。于是，徐乾学得以书局自随，并奏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同襄助。[6]又延请胡渭、阎若璩、黄仪、顾祖禹等有名学者参与其事，先后在洞庭山、嘉善、昆山等地开设纂修《一统志》书局。[7]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逝世，遗疏进呈《一统志》稿。清廷依其志稿继续修订，令韩菼总裁其事。[8]韩菼尚简，对徐元文稿本大加删削，另成一稿，俱存馆内。[9]韩菼于康熙四十三年逝世后，清廷未再着力修订，《大清一统志》事实际又被搁置，终康熙朝未得成书。
    雍正三年，清廷再组《一统志》馆，“以《一统志》历久未成，特简重臣敦就功役。”[10]至雍正六年十一月，《一统志》总裁蒋廷锡奏言：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清世宗指示：“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内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至于书中各项分类条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项，著照所请，将各省所有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即详查确核，先行汇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11]这个上谕，又提出各省续修新志的详细指令，将之作为《大清一统志》取资的重点，但也采纳了蒋廷锡的建议，令各省先行报送本朝人物的有关资料，增强《一统志》的人物事迹等历史内容。
    乾隆五年十一月，《大清一统志》告成，全书三百四十二卷，记载范围包括十八省，统府、州、县一千六百多个。采取分省叙次方式，每省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等门类，皆专载统括一省之事。而府、直隶州各为立表，下系各县。每县所载内容加详，分二十一类目，即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外藩及属国五十七个，朝贡之国三十一个，皆附录于后。清高宗亲撰序言，冠于卷首。至其全书刻成，已至乾隆八年。[12]。
    初修《大清一统志》从定议至告竣，前后历经三朝，共七十余年，为时之久及起伏周折仅亚于官修《明史》。其间清廷反复摸索与尝试，为官方史学活动积累了经验。在当时，纂修《一统志》是最为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笼络明遗民学者、招揽人才的作用。《一统志》馆设立不久，黄宗羲就向徐乾学推荐裘琏入馆[13]，顾祖禹则亲身加入徐乾学归乡后的《一统志》书局。许多学者先后参与纂修，裘琏、郑江、劳孝舆等皆因参修《一统志》方驰名学界。由于康熙时期清朝对新疆等地尚未实施直接的行政统辖，初修《大清一统志》自不能将这些地区像内地各省一例记叙。乾隆中期，清朝扩大直接统辖范围，加强统一与中央集权，与此相应，于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一统志》，经二十年后告成，在内容结构和门类上一仍初修体式。嘉庆年间第三次纂修，内容进一步增新，时代下延，初修《大清一统志》遂被取代而流传不广。然而，它在清代文化上却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以推动方志纂修的兴旺发展尤为显著。
    二、康雍时期纂修方志的兴盛局面
    明朝纂修《一统志》，曾谕令各地纂修方志，对方志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清初一些地方官，承袭明代修志之风，注意到续修本地方志问题，特别是顺治年间贾汉复任河南、陕西巡抚之时，令所属各府、州、县皆修方志，并汇辑成通志，在清初颇具影响。然而这些仍为个别现象，方志的纂修真正普遍展开，是从清廷定议纂修《大清一统志》开始。
    清朝在初修《大清一统志》过程中，于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二年、雍正六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清廷抑或地方官，在檄催各地修志时，皆有详明的规定，十分认真，公文传达较为迅速。康熙十一年，清廷令各省修志，礼部于闰七月初五日发下公文，三日后直隶已拟文下传，其中广平府于二十三日已将修志牌照发至各县。牌照详细规定县志要写成八部交送到府，府志要上报六部到省，而礼部要求各地报送一式三部志书。公文中强调“此系内阁特疏条奏，且系进呈御览事宜，该道务须加意详慎，毋得草率从事，以致遗漏舛错，自干严谴。”[14]康熙二十二年檄催各省纂修通志，曾要求三个月成书[15]，十分急迫，这是将此次谕令修志视为康熙十一年谕令的接续。雍正六年第三次诏谕修志，如上文所引，清世宗提出了对地方官奖励与处分的问题。次年，又规定方志隔六十年必应续修[16]，这等于将修辑方志列为地方官的职责之一。康熙二十六年，康善述在新修《阳春县志序》中称：“康熙十一年奉檄修志，仓卒未有成书，兵燹之后，副本无存……第欲续修而未遑。会奉宪檄遵承部文重修邑志”，于是修成此书。这反映出每次赦修方志，省、府的“宪檄”和清廷的“部文”都抵达各县，对于修志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雍正年间，山西、甘肃、浙江、江南、广东等等多数省分，皆纂修了通志，这乃是雍正六年敕谕修志的结果。
    有些地方官往往未等朝廷的督催，主动地接续康熙十一年后因“三藩之乱”停滞的修志活动，康熙十九年成书的《保定府志》是在“上官檄征郡志，严且急”[17]的情况下修纂的。可见康熙十九年直隶已经严催各所属府、州、县修志。灵寿县国学生傅维枟，康熙十一年间曾参与纂修县志，因三藩叛乱而未能成书。他私下“网罗放失旧闻，汇辑成编，藏于家塾”，待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清廷再令修志时，被用为官修底本，稍为更定而刊刻成书。[18]康熙四十五年，清廷已不再催促各地修志，《大清一统志》稿已被搁置，而有些地方官修志热情不减。如江西赣州知府主动以纂修府志请示巡抚，经允可后便“檄行赣属十二邑，俾各修志，以备采择”[19]。以上事例，都显示了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在纂修方志上的积极、热心态度。康熙四十余年至康熙末年纂修的方志，大多是由地方官或地方士绅主动倡导促成的，表明清廷诏令全国修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纂修方志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若使方志失修，则“纪载缺遗，无以继残编而昭盛典，固邑中士大夫之辱，而亦长吏之所不得辞其责也”。并且认为“凡有民人有社稷之区，其不可无志以传信也明矣。顾或刑名钱谷之外，视一方文献为无裨名实，坐听废堕，岂知为政之先务者乎！”[20]表现出清廷初修《大清一统志》激发起的地方官纂修方志责任感与主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