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方志性质与修志义例的探讨，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清廷修《大清一统志》而令各地皆修方志，造成“一统志该各省，省该其属府州，府州该其属县，县志不綦重乎哉”[30]的观念，使人感到方志应是属于地理系统的典籍；而清廷修《明史》、修《大清会典》，皆征集方志之书，方志中本来具有历史性内容，这又造成方志为一方之史，可以备正史、国史取材的观念。于是，认为方志为地理专书与认为方志是一方之史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朗和对立，这是整个清代在方志学理论发展上的重要特点。
    主张方志为一方之史者，往往用上古列国之史相比拟，以证其说源远流长。如刘柏《江南通志序》称：“直省之有通志，与古列国之有史同。”[31]师若琪康熙《保定府志序》认为：“志与史无以异也，后世缀文之徒以志视志，不以史视志，志之为书微矣。”杨以兼《续修邑志跋》[32]认为：“窃以邑之有志，与国史无异。且国史之足以信今传后者，悉本于省、郡志，省、郡志皆集邑志而成，使邑志舛谬，即他日国史亦不足据。”明确地表达了要以县志为基础，逐级取裁，最终为国史提供史料依据的见解。刘广聪的康熙《程乡县志序》也明确提出：“志者，邑之掌故，指利弊以资兴革，昭是非以寓劝惩，盖与《春秋》、国史相表里焉。”由此可见，康雍年间持方志为一方之史见解者已颇为普遍，对方志性质为史籍以及方志在史籍系统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
    但是，康熙十一年令各省修志的文告，强调方志所要记述的是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所突出的是地理内容，颁为定式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也以地理内容为全书主线，这在主志学上的影响亦不容低估。康熙《黎城县志凡例》认为：“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戒，志则志其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33]学者王源极力主张方志应以记载地理内容，考其沿革为主旨，他说：“夫近代地志之失，其体正在专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于《禹贡》、昉于《职方》……夫人物之纪固亦不轻，然其专责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后世之体耳，《禹贡》、《职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应重者不重，而独以人物为重乎？”[34]王源的见解，开乾嘉时期戴震、洪亮吉等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应重于考证地理沿革主张之先声。
    康雍年间，方志体式相当庞杂，并未完全依照《河南通志》款式，这反映的是纂修热潮中多方探索、各自尝试而尚未发展成熟的状况。其中有些方志已逐步摆脱重于地理内容的束缚，形成了较为妥善的地方史体式。例如康熙五十七年陆师纂修的《仪真县志》，卷一为旧序与图说，用以载明历次纂修本县志书的情况及本县区划和地理概况；卷二为沿革及职官表，以下依次为选举表、建置志、山川志、民赋志、学校志、军政志、祠祀及艺文志、名迹及祥祲志、列传。全书二十二卷，人物列传占四卷之多。形式是以史为纲，内容以史为主，符合史籍义例，又不失地方色彩。据记载，陆师，康熙十四年进士，时为仪真知县，后迁转入京为官，与方苞、何焯、张伯行等人友善，“宜乎政事文学卓荦不凡，能出贤有司绪余而为此佳志也。”[35]《仪真县志》的出现，表明康熙年间不仅普遍形成方志为一方之史的观念，而且在修志实践上也取得按史籍拟定义例的成功。
    雍正六年，清世宗在关于纂修《大清一统志》与纂修通志的谕旨中认为：“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36]皇帝以上谕形式肯定了方志为史载的性质，对方志学的发展影响颇大，这表现于雍正九年始纂、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江南通志》以康熙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学者黄之隽为主笔纂修，体例一准史载。卷首先以四卷载清帝有关诏谕，正文门类分为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等十志，其《凡例》特别申明“志与史相表里”的主张，以附合清世宗的谕旨。本书的多篇序言皆赞扬“例准史载”“以史才抒史笔”的修志方法，主张方志应“为他年史氏之征信”，“盖志书之作，所以彰往察来。镜制度之得失，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污隆，运会之升隆，固非徒侈称疆域之广、户口之繁也已。”[37]康熙中曾参修《大清一统志》的郑江在《序》中认为方志“亦足以补国史之阙遗，而兴起斯人敦行砥节之思，是其权尤与史官埒。”类似的论述尚有很多，使《江南通志》成为将方志视为一方之史的主张与纂修实践上例准史裁相结合的典型，集中总结了这一方志学流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部《江南通志》随即被清廷部颁为修志定式[38]，标志着官方在方志学认识上的一大转变。
    乾隆年间，史学家章学诚力主方志为一方全史，并按志为史裁的原则研究修志义例，与主张方志应重于考证沿革的戴震、洪亮吉一派辩难争议，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究其思想渊源，乃是直接承袭了康雍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时期已经形成的有关见解，是在康雍时期方志学思想基础上作出的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项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上的系统工程，为官方摸索出在人员组织、上下配合、书籍资料征集等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统志》纂修体式的范例。而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直接推动了方志的纂修，使之在康雍年间即形成高潮、进入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纂修方志的责任感和主动积极精神，奠定了方志学理论探讨的基础，这是清代方志学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