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时期，清廷与地方官、地主士绅皆对纂修方志采取积极、热心的态度，使全国性修志活动形成高潮，各省府州县，均纂有方志，并反复续修。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及今已难于查考所修方志的确切数目。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21]登载的资料初步统计，自康熙十一年议定纂修《一统志》并敕令全国修志，下至《大清一统志》告成的乾隆五年[22]，前后68年间共有方志1560种，而乾隆五年至嘉庆末共80年，计有方志1384种，即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所纂方志超过乾嘉时期170多种。若单以康熙十一年至六十一年（共50年）计算，则有方志1349种，而乾隆元年至六十年仅有1042种，前者超过后者300余种。实际上，康雍时期所修方志，远比乾嘉时期志书佚失严重，很多在乾嘉及以后纂成的方志中追述的康雍时旧志，时已不存者屡见不鲜。不少学者及其著述，认为清乾隆时期方志的纂修才进入繁荣阶段，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清代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各地纂修方志已形成高潮，出现了繁荣兴盛、蓬勃发展的局面。
    早在顺治朝后期，《邹平县志》纂修过程中顾炎武即为之校编，马骕为之讨论，康熙初叶，施闰章参修了《临江府志》、《袁州府志》等等。学者参修方志，早萌其端，但仍属偶见。康熙十一年之后，不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支持或参修各地方志者也显著增多。如黄宗羲参与康熙《浙江通志》的纂修，陆陇其主修康熙《灵寿县志》，汤斌主修康熙《吴县志》，顾栋高参修雍正《河南通志》，沈德潜纂修雍正《苏州府志》，黄之隽、程延祚雍正时纂修《江南通志》，储大文纂修雍正《山西通志》，邵远平纂修康熙《仁和县志》，王源于康熙时纂郃阳县志书，查慎行纂康熙《西江志》，博学鸿儒严绳孙曾纂修康熙《无锡县志》，乔莱纂修康熙《宝应县志》等等，皆当时有名文人、学者参与修志之例。至于如郭棻、陈祖范、蔡方炳一类进士、文人应聘修志，王士祯、毛奇龄等为方志撰序，在康雍年间更不胜枚举。可见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纂修方志已成为当时许多学者、文人所乐为之举，修志作为已获得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日益被学界所重视，渐被看作著述立言、学术经世的一种形式，这对整个清代方志的纂修与方志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方志学探讨的广泛兴起
    中国古代的纂修方志的实践中，很早就对方志性质、作用、修志方法等有所探讨。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23]。明孙廷臣嘉靖《唐县志序》亦称“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24]至于清代，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逐步深入，朱鹤龄认为：“夫郡邑之有志，昉于《周官》小史，由来尚矣。史局开纂，大者据实录，小者据家乘稗编。然实录分修，主裁皆非良史，稗编杂出，采摭或误传闻。家乘略可信矣，而碑志半谀墓之词，子孙多溢美之语。惟郡县二志修之得人，则闻见真而网罗备，一方文献即国史权舆，其事岂不重哉！“[25]这里明确地将方志视作国史可靠的史料来源，强调了方志的重要地位。清廷决定纂修《大清一统志》及谕令全国修志以后，关于方志学的探讨广泛兴起，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朝廷对纂修方志的倡导和督催，造成全国性的修志热潮，修志的必要性、方志的重要地位为地方官、士绅、学者所认识。修志既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业，必然促使人们思考方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二，由于纂修方志是为了逐级向《大清一统志》提供资料，很自然地要求各地方志应有基本一致的内容门类和纂修体式。康熙十一年颁发修志谕令，规定以顺治年间《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定式，要求各地依其门类纂辑。然而全国具体情况不一，省、府、州县级别与方域不同，很难按一种格式纂修方志。统一体式的要求与不同具体情况的矛盾，迫使人们探讨更为完善的修志义例和方法。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方志学上的探讨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对于纂修方志和续修方志必要性的认识。在清廷反复督促各地纂修方志的形势下，纂修方志是否必要，已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修志者对修志必要性的论述，仍反映出方志学上的认识深度，这是地方官由被动地奉檄修志转变为主动积极修志的思想基础。康熙《新会县志》贾雒英《序》认为：“省有通志，郡有府志，县有邑志。府职其要，县职其详，盖耳目近则蒐罗广也……迄于今土田日益辟，户口日益稠，钱谷军资日益繁，学士大夫日益众，五礼六乐、三物四维、畜牧耕桑、营建规制日益踵事而增华，使传之既往者无以续之将来，致杞宋无徵，日就湮泯，谁吏兹土而可谢其责乎？”对方志保存史料的作用，时世对修志的迫切需要，地方官的修志职责等皆有深刻的见解。康熙《河南通志》祖文明《序》称：“庶几今日信志，即可备他年信史，备巡方而昭文物，示劝励而树风声，以上副圣天子修明统志之盛典。岂不伟哉！夫莫或先之，虑其湮也，莫或继之，虑其堕也。”这不仅论述了纂修方志的必要性，也涉及了应当续修方志的问题。而刘士麒《新修翁源县志序》指出：“方志的功用在于“稗乘所未周，国史所未及者，悉取而纪之以登天府，藏之太史”，其修志《义列》称：“志书所以记载古今事迹，前者修而后者续，盖以一时有一时之事，一代有一代之人，非若山川疆境，亘古如常，故随时书之，以俟续纪无穷。”[26]这精辟地论述了方志的资料应随时记载积累、方志须以复续修的道理。至康雍时期，方志应当纂修和予以续修已成为朝廷、官吏、士绅、学者的共识，而不再有异议，这是保证清代方志纂修兴盛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关于方志撰修基本原则和态度的论述。清初学者中，有过将“郡县之志”与“氏族之谱”并列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的见解[27]，指出了纂修方志面临的种种导致歪典史实的弊端。康雍时期，在肯定修志必要性的基础上，人们探讨了撰修方志应取何种态度、应掌握什么基本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记述失实的问题。康熙《堂邑县志·述例》篇批评了一些方志中“观天察地则道听而途言，稽古证今则吠声而逐影”的倾向，提倡严谨、审慎的态度。康熙《保定府志》纂修者主张采取“公而不刻，厚而无私”的撰修准则。[28]王源以实例抨击某些方志中的“踵讹袭谬之弊”，反对不认真考核而“胧朦迁就”、“随俗苟同”的态度，认为“不穷其原不足以成书，不辨别其非不足以存是”[29]，这是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纂修方志。雍正《山东通志》则重于严订义例，提出“谨书法”、“审详略”、“正讹以传信”、“阙疑以慎言”等原则。康熙《程乡县志》刘广聪《序》认为：“事贵核而词贵间，核取其徵，简取其严。去伪存真，以绝附会，循名考实，以示信从，乃修志之大端也。”所有这些论述，反映了康熙时期在方志的撰述态度、编纂原则问题上，达到了较高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