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成为证明方氏实为“枉死”，主要提出了两条理由：
    第一，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战功卓著。何广成称：“中国海战始于是役，而是役惟一济远敌三倭船，卒能毁其督船，残其提督，功亦伟矣，”并谓日舰吉野“升白旗、龙旗而遁，”〔1〕。照此看来， 方氏之功有三：一是“毁其督船”；二是“残其提督”；三是重创日舰吉野使之“升白旗、龙旗而遁”。“督船”应指吉野，“提督”应指日本联合舰队先锋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事实上，吉野既未被毁，坪井航三也未毙命。济远返航威海后，丁汝昌据所禀报，又“分诘管带员弁水手”，但一时难以查实，便以“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殁”〔8〕上报。 而据驻日公使汪凤藻报称：“日船在牙山受伤，未言提督亡、吉野沉。”〔8〕可见前两件“伟功”都是查无实据的。至于第三件“伟功” ，更是捕风捉影之谈。本来，《济远航海日志》尚仅称吉野“挂我国龙旗而奔”，到何广成写《冤海述闻》又演绎成“升白旗、龙旗而遁”了。
    其实，在战场上真正挂白旗和敌旗的是济远，而不是吉野。当时恰好驶近丰岛海域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证明：“25日晨，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1 〕证以日本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之日记〔1〕，可知高惠悌所言不虚。 由此看来，所谓“伟功”之说，颇多夸饰溢美之词，且不惜使用改窜史实的手法，是绝不可信的。
    第二，方氏在黄海海战中“保船西驶”，且非“先逃”，无可厚非。何广成反复说明：
    “广甲自午开仗，约一点钟时，即离队。”“济远中炮弹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震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能用，全船各处通语管亦被击坏，二副守备杨建洛、学生把总王宗墀阵亡，在船死者七人，伤者十余人，力大不支。……济远被倭四船截断在西，且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
    “按是役，战阅三时，定远、镇远两船共中大小弹二百余处，阵亡共十余人；靖远中弹数十处，阵亡二人；来远中弹百余处，自后鱼雷舱至前烟筒座被焚殆尽，阵亡十余人；平远中弹二十余处；广丙中弹数处；济远中弹七十余处，阵亡七人，伤者十三人，炮械全坏，以被倭船四艘截击，不得与各船合队，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各船以六点钟亦到，相隔仅片时也。”“且各船得回旅顺者，其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济远非逃，不辩自明。”〔1〕
    何广成并不否认济远先于大队回旅，但认为时间早不许多，“相隔仅片时”；可称为“逃阵”的是广甲，是它最先脱离战场，何况济远受伤比他船多，“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所以，济远既非“逃阵”，亦非“先逃”。
    这第二条理由因与方氏被杀是否冤案直接有关，因此格外为人们所重视。然验诸事实，揆以情理，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首先，说济远“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济远回旅时间已有旅顺营务处记录在案：“丑刻，济远回旅。”李鸿章致总署电亦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5〕“丑刻”为凌晨1时许，比“卯刻”〔9 〕抵旅的大队早到4个小时，而整个海战才打了4小时40分，不能说是“相隔仅片时”。
    其次，说各舰“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也与事实不符。何广成所列举的各舰阵亡受伤数字，除平远、广丙因参战较晚可不计外，其余5艘战舰皆出入甚大。试看下表〔2〕：
    舰名中弹数阵亡数负伤数伤亡合计
    定远 159173855
    镇远 220132841
    靖远 110 21618
    来远 225171330
    济远15 51015
    可知所说济远伤亡较他舰为多，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