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说济远“炮械全坏”更难令人置信。济远在丰岛海战中“连发后炮四十余出”〔1〕，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再者， 济远同定远、镇远、来远一样，都是德厂造，用的都是克虏伯炮，为什么也没有发生类似问题？这都是不好解释的。连李鸿章也觉得“情有可疑。”〔5〕对此，有论者质疑道：“济远舰共备炮18门，不可能全部被击毁，……且从济远战后第二天即可出海拖搁礁之广甲看，济远船械之损坏与人员之伤亡远较来远为轻，来远官兵能够坚持战斗，济远为什么非逃避不可呢？”〔10〕还有论者进一步指出“从理论上讲，火炮长时间连续快速射击达到一定极限时，会使炮管剧烈变形。而济远在近3 个小时的作战中，‘大炮放至数十余出’，不论是发射速度还是发射数量，都不可能使炮管剧烈变形，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发生这种情形。所谓‘炮盘熔化’，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炮盘并非受热所在，这是一般的火炮常识。……事实上，那些较济远打得时间更长的战舰，都没有发生因发炮过多而使炮械全坏的情况。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冤海述闻》的说法难以成立”〔10〕。
    最后，至于开仗之初广甲即先离队遁逃之说，本是为了否定丁汝昌关于“济远首先退避”、“广甲随逃”的战况报告的，但日方记载确与丁汝昌报告完全相同，如称：“彼我交战不久，济远即逃逸”，“随济远之后，广甲亦逃”〔11〕。更重要的证据是，方氏回旅顺后曾称，当济远离开战场时，除见致远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已不见外，包括广甲在内的“余船仍在交战。”〔5〕可见， 丁汝昌的报告还是无法推翻的。
    尽管何广成以《冤海述闻》发出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但由于不能秉公论断，甚至蓄意歪曲史实，故所述内容虽为后之鸣冤者多所采择和发挥，然确为认真治学者所不取。当时曾任定远舰总管轮的陈兆锵称：“我照良心而言，《冤海述闻》中战状甚详，最大毛病者是有偏袒方氏之处。”〔12〕信哉斯言！
    三、方案引起的大讨论
    自何广成而后，为方氏鸣冤者间或有之，因提不出确凿无疑的证据，始终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学者论方氏者以张荫麟为最先，在30年代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对方氏表示同情，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及史料搜集，论述中论据不足，颇多疑似之词，难以使人信服。国人对此研究者不多，故也未引起讨论。此后数十年间，对方案极少问津者。到80年代初，对方案的论争陡起波澜，终于引发一场持续几达20年之久的大讨论。
    从1980年到1987年，是大讨论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历史上第一次有众多学者集中讨论方案的问题，而且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两种观点相互对立，针锋相对：一种主张方氏系被枉杀，应该为之翻案；一种则认为，为方氏翻案，证据不足。
    翻案论者虽主要依据《冤海述闻》所提供的材料，但试图另辟蹊径，以证实方氏确系被清廷枉杀。综合诸文，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济远的退避是主动的战术退却，根本不是仓惶逃走”，以“保护有生力量为上策”。因此，“黄海海战中的方伯谦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因为他在万分危急的险境中，沉着机智，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一条兵舰。这比那些已失掉战斗力，不力争主动，反而孤注一掷，用拼命主义代替机智斗争的，要强。”〔13〕二、“济远和广甲，无论是谁先逃跑，都不是‘首先’逃跑者，因为开战之初已有舰只逃跑，那才是‘首先’逃跑者。”它就是扬威。“扬威实先济远而逃，济远之逃并非‘首先’”〔14〕。
    这两条理由能否成立，颇值得研究。第一条理由与所论之事不合。试想：将海上大规模舰队的决战比诸游击战，如果北洋海军10艘战舰的每位管带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论者即指出：海战中定远、镇远、来远等舰受伤、损坏情形均重于济远而未退避，“如果北洋舰队各舰都以船械损伤为由，不守战场纪律，擅自中途退避，黄海海战将会是甚么样的结局！恐怕不仅超勇、扬威等被击沉，连定远、镇远两只主力舰也难以保全了。”〔10〕至于所谓“孤注一掷，用拚命主义代替英勇机智斗争”，乃是暗讽邓世昌，认为方伯谦要比他强，这纯属强词夺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第二条理由是认为扬威首先逃跑，此说为张荫麟最先提出，但并未进行论证。有论者则进一步加以发挥，以期证实此事。但必须看到，“离队”与“逃跑”并不是同一的概念，在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的。笔者曾经指出：扬威离队在济远、广甲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能否称之为逃跑，似尚值得考虑。开战不久，扬威中炮起火，“次第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交通已绝，而弹药供应又无途径，陷于进退维谷之境”〔4〕，始离队向大鹿岛方向退去。 扬威驶离作战区域的目的是救火补漏。试看：经远舰起火后，即曾“退驶”；靖远水线进水，来远舱内中弹引起火灾，也都“暂驶离队”〔5〕。可见， “暂驶离队”是在舰体损伤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急救措施，与临阵脱逃截然不同。因此，在没有发现确凿的新材料以前，方伯谦“首先驶逃”的罪名是不好轻易抹掉的〔15〕。
    从1988年迄于目前，是大讨论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由于方氏后裔亲自参加讨论，加之公开了在福州发现的甲午黄海海战参加者卢毓英的《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于是一时翻案者蜂起，纷纷撰文为方氏鸣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