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午战争赔款--日本对中国的空前勒索
    日本侵台20年后，又挑起了规模空前的甲午中日战争，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似乎稳操胜券的日本统治集团就已经开始考虑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起草了《媾和预定条约草稿》，大致确定了向中国索取赔款的方针。
    1895年4月1日双方正式进入和谈。日本自知其议和条款过于苛刻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干涉，因此竟不顾一般的国际谈判规则，拒绝把其拟定的和约草案条款全盘端出，主张逐条商议，经中方力争，日本才将和约稿本全文交与中方代表。和约初稿的第四款和第八款是对赔款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清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国作为赔偿军费，为确保日本能如数得到赔款，还规定由日军占领奉天和威海卫，“所有军队暂行占守一切需费，应由清国支办”（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第334页。）。针对日方的草案，李鸿章草拟了长篇说帖，指出：“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5，新知识出版社，第388页。）但4月6日，日本在致李鸿章的照会中则盛气凌人地表示：“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之诺与否。”（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45、146页。）4月8日，伊藤博文在与李经方的谈话中称日本“已用兵费，实系太巨，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此我国上下文武熟商而定，特据实密告。”（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47页。）4月10日，伊藤博文将日方索赔的最后条件和盘托出，向清政府提出了2亿两赔款要求并以驻军威海卫作为保障措施。李鸿章本估计赔款“恐须过一万万”，清廷也指示他“赔款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33页。）现在看到日方索要2亿两，与其心理准备相差甚远， 因此便竭力希望日本能在2亿两的基础上作些减少，伊藤强硬地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李鸿章提出在第一次付款后余款不计利息，再遭拒绝（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5，新知识出版社，第408、414页。）。4月11日，伊藤博文下了最后通谍，限李鸿章在四日之内作最终答复。李鸿章遂电告国内请示办法，接到的答复是“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38页。）4月15日下午，中日全权代表举行了近5个小时谈判，李鸿章“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52、153页。）但并未能感化日方。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议和谈判，正式签订了《马关条约》，将二万万两的赔款数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
    《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刺激了对中国东北同样抱有野心的俄国，遂有了俄国拉法国和德国干涉还辽的事件。面对来自三国的压力，日本确定的方针是：“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注：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60页、152页。）1895年6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定要向清政府索取1 亿两作为放弃辽东半岛的赎金，但此数额唯恐遭三国反对，稍后日本自行减去一半。后经俄与德法的协商，最后确定中国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日本在清政府交清3000万两赔款后三个月以内实行撤兵（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三卷第73页。）。1895年10月14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林董就还辽问题进行直接谈判，李鸿章再三提出议减，日方死不让步，就连银两“平色”的酌改也不肯松口。这样中国对日赔款除了《马关条约》规定的2 亿两外又增加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又无理地要求清政府将2 万万库平两兑换成英镑来支付，清政府考虑到对日赔款必靠借外债，故表示同意，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这是对华资本输出，掠取更多在华权益的大好时机，于是争相兜揽对华借款。
    1895年7月6日，清政府的第一笔大借款“俄法洋款”，总额约合英镑1582万镑，同年10月底在伦敦向日本交付了8225245 英镑的第一期赔款（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19，第2015页。）。1895年11月26日， 清政府又将俄法洋款中的剩余部分向日本支付了4935147镑的赎辽费。 1896年3月，清政府的第二笔大借款“英德洋款”，总额为1600 万英镑，向日本支付了第二期赔款包括正额、利息、威海卫驻军费共计8513128镑（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2，第2056，2057页。）。此外在1896年11月7日补交息银822524镑。1897年5月清政府用英德洋款向日本支付了第三期赔款包括正额、利息、威海卫驻军费共2892544 镑（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6，第2115页。）。 稍后又补交息银685437镑。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若在三年内将赔款全数交清则可免付利息，已交的利息也可以扣除，此外日本在威海卫的驻兵也可以撤出。清政府为了使日军早日撤出威海卫并免付利息，决定在1898年5 月以前将全部剩余赔款还清。当时所欠日本之数如果扣除已交款项、预付利息（1782135镑）还需7300万库平两。 清政府在“英德洋款”中所借之款在支付了对日第二期和第三期赔款外，还拨付了200 万镑向英德定造了6艘巡洋舰，所剩无几（注：许毅主编《清代外债史资料》上册，第371页。）。为了在1898年5月以前如数还清对日赔款，清政府必须再筹措巨额资金，这就导致了第三笔借款“续借英德洋款”，总额1600万英镑，清政府利用这笔借款在1898年5 月向日本支付了所有赔款的剩余部分，共计12008857镑（含威海卫驻兵费82252镑）。至此， 《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兵费、赎辽费、威海卫驻军费得以全部偿清，共计付出3808万镑。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赔款要求是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数额最大的一笔赔款，在此之前，中国除了在1874年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偿银外，向其它西方列强共支付过4 笔具有战费补偿性质的赔款：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两（库平）；1876年滇案赔款20万海关两；1881年伊犁赔款，赔偿俄国卢布900万元，折库平银500万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 第31、145-147、347、382页。）；而日本所提2亿两的要求及3000 万两的赎辽费比中国对其它列强支付的赔款总额还多得多，其所提赔款数目的依据根本不是其战费的实际支出数目，当然日本更没有考虑过清政府的承受能力，它只是想借机对中国进行一次巨大的勒索。这种勒索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首先，日本的国力在战前毕竟尚逊于中国，但日本却赌其国运，在自己的预算收入只有8000多万日元的情况下，却不惜支出2亿日元的军费打一场恶战，其承受能力自然有限，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决不会放过勒索机会的；其次，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对于一个将向外扩张作为国策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在第一次战争的胜利中得到巨大的实惠，自然会刺激国民进一步扩张的欲望，这是统治阶级出于长远利益的打算；最后，日本向清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也意在彻底削弱中国的国力，以便使自己成为东亚的主宰者。
    清政府通过三次大借款虽还清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在借款中帝国主义国家借机敲诈、勒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财政经济损失。就折扣而言，俄法洋款为94.125，清政府损失581万多两；英德借款折扣为94，清政府损失585万两； 英德续借款折扣为83，清政府损失1917万多两。就利息而言，三项借款以36年计达35185万库平两（注：《近代中国对外赔款》，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除此之外， 中国在偿还借款时还要遭受镑亏的损失。 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对三笔外债同时支付本息，共计每年需19191700海关两（注：《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为了筹措款项，清政府主要是采取了加增赋税、捐税和紧缩财政的办法，致使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受挫，国力空前下降，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此外，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的政治借款，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的侵略特权，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而索得巨额赔偿的日本呢？根据1898年日方的最后统计，日本从清政府手中得到的实际赔款数目为364509656日元， 而甲午战争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为200476000日元，二者相抵尚余164033656日元，也就是说它的军费实际是向中国多索取了164033656 日元（注：（日）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6页。）。 据事后统计，日本对中国赔款的使用分配如下：62.8%用作军备扩张，21.9%用作临时军费，其余部分作用皇家费用和教育等基金。也就是说与军备有关的开支占到了全部赔款额的85%左右（注：（日）依田喜家《简明日本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0页。）。从1896年到1902 年日本的陆海军扩张费陆军为5400余万日元，海军为12500余万日元， 两项合计17900余万日元， 基本上等于它向中国多索取的军费（注：（日）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页。）， 正是靠这部分赔款日本才进一步壮大了军事实力，终于使其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