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征服的历史，既是白人征服土著人，也是白人征服自然的历史。首批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在把欧洲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遗产移植到新大陆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必须通过斗争来征服自然，并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它”。①北美人把近代以来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征服自然”为特色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在北美土地上加以发扬光大，并为它注入了更多的盲目乐观、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成分。在这种环境观念指导下，美国现代化发展中形成了典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
    然而，到19世纪末，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来对自然的敌视和厌恶逐渐被一种欣赏和亲近之情所代替。在上层中赞美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巴罗斯的《人猿泰山》等充满野性的文学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著名的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指出：“成千上万的疲惫、精力衰竭和过度文明化的人们开始发现，到大山中去就是到家里去，荒野是一种必需品。”②
    诚然，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但像19世纪后期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历史上还是唯一的一次。目前学术界已经就美国人环境观念的演变积累了不少成果，如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休的《三百年来美国人自然观念的变迁》等，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勾勒美国人环境观念变迁的历程，而对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从崇信“征服自然”走向保护主义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却分析不足。只有弄清导致美国人环境观念在19世纪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才能够真正理解资源保护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原因，加深学界对于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的社会变迁和环境保护主义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并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发展与保护的困境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浪漫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中阿卡迪亚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宣传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它一方面以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万物，把世界看做是一部受精确的数学法则支配的庞大机器；另一方面它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象化，以还原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鼓吹人类可以通过研究自然规律而掌握和征服自然，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除了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对自然采取敌视和厌恶态度的环境伦理以外，还一直存在着一种歌颂和珍爱大自然的友好态度，即阿卡迪亚传统。虽然古希腊哲学以追求智慧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对大自然的审美学和生态学观念的发展，但是，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传说以及文艺作品中也充满着对自然的歌颂和赞美。如罗马诗人维吉尔曾歌颂道：“向您致敬，伟大的收获之母！啊，塞顿的土地，向您致敬！人类的母亲！”③环境史学家休斯认为：“很难说希腊人对自然只有一种态度。”但“希腊人对自然的主导性态度是对其许多方面都感到愉悦”。④人类对待自然的阿卡迪亚传统就是来自古希腊。爱默生指出：“古希腊人称世界是Kosmos，也就是美丽的意思。这是万物的本性，也是人的眼睛所具有的魔幻力量。”⑤
    在博大精深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同样存在着呼吁教徒们去征服自然和热爱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可是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却逐渐抛弃了古代希腊罗马和《旧约全书》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丑化自然，鼓吹人类中心主义，从而使征服自然成为主流的环境观念。但歌颂和珍爱自然的阿卡迪亚传统并没有完全泯灭。著名的圣徒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将它传承了下来。弗朗西斯认为：“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在来源于上帝并显现上帝的荣光方面，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平等的。”在那首著名的《太阳兄弟的赞歌》（Canticle of Brother Sun）中，弗朗西斯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太阳的伟大以及天地万物之间联系，弹奏了一支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轻曲。⑥环境伦理学者尤金·哈格罗夫因而指出：“环境伦理学与西方的传统还是协调一致的。”⑦
    浪漫主义者是西方文化中阿卡迪亚传统在近代的继承人。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它把世界看作是统一的机体而不是原子的机械装置，颂扬不可言喻的灵感而不是启蒙的理性至上。⑧环境伦理学者奥康纳指出：“在浪漫主义的范畴中存在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强烈情感。”⑨许多欧洲的作家甚至不惜远涉重洋，到美洲来寻求自然之美。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夏特博利昂（Francios-Ren de Chateaubriand）于1791-1792年冬天在纽约住了5个月。他感叹道：“在欧洲修饰过的平原上徒劳地想让想象尽情地漂流……可在这片荒野之中，心灵愉悦地扑向这无际的森林并变得通透。”⑩在他以后，托克维尔和拜伦都曾经来美国寻求灵感和启示。这些浪漫主义作家们歌颂自然的作品成为改变世人环境观念的第一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