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巴特罗姆外,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生态中心主义者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的思想,对于美国人环境观念的变迁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本身就是一名博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在借鉴塞尔波恩的怀特和林奈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以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观察自然。他写道:“我们为发现了某种原被认为是无用之物的用途而自豪,但是,与自然的经济体系比较起来,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多么片面并带有偶然性。在自然界里,没有东西是无用的。”(24)在梭罗看来,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是一种干扰性力量,这也正好构成他对于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梭罗对于当时整个社会所流行的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深恶痛绝,甚至对于科学的所谓超然性和客观性也提出了质疑。他所中意的情形是:“真正的科学的人士会更好地借助有机体去了解自然,他比其他人更会嗅、尝、看、听和触摸。他的体会将更深刻也更好。”(25) 亨利·梭罗是美国环境观念变迁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上承塞尔波恩的怀特和林奈,下启约翰·缪尔和奥尔多·利奥波德,他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已经摆脱了简单地追溯欧洲浪漫主义者进行描述和哀叹的境地,从更高的哲学层次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是美国环境意识和文化观念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佩恩指出:“梭罗的著作常常被当做衡量其他自然主义作家的试金石,而把梭罗与爱默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超验主义运动通常被认做是美国人自然观的第一次重大重组(Reordering)。”(26) 约翰·缪尔是19世纪后期美国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念的重要代表,他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对荒野的热爱,而且荒野探险的经历和对梭罗等超验主义者思想的吸收还使他抛弃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变成了一名自然价值论者。缪尔写道:“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要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余的一切。”(27)在缪尔看来,自然万物都与人类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全的;没有那些栖息在我们自负的眼睛和知识所看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的动物,世界也是不完全的”。(28)到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学者利奥波德在借鉴了梭罗和缪尔两人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大地伦理学,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利奥波德指出:“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29)他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30)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既摆脱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人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颇,又能避免后来极端生物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它标志着新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最终形成。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美国朝野的广泛关注 美国社会在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所导致的资源耗竭和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是导致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美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是近代资本主义牟利精神和科学技术指导下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尝试。虽然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则是十足的环境灾难。无论是毛皮边疆、森林边疆、矿业边疆,还是畜牧业边疆和小麦种植业边疆,几乎每一种产业的兴起都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一望无际的森林曾经是美国荒凉和野蛮的象征,而对森林的砍伐则被认为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标志。到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木材危机。独立战争的军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认识到:“我们的森林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在城镇附近以及沿海地区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看到树林了。”(31)1874年,美国内政部长也叹息:“森林的快速消失,尤其是公共土地上森林的消失,让任何一个对此问题稍加留意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32)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预言:“如果现在毁林的速度继续下去,而没有其他补充的话,不久的将来木材荒是不可避免的。”(33) 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森林的破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1804年,沃尔尼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纵览》(View of the Climate and Soi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就注意到了毁林所引起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提到了同样的变化:夏日延长,秋天迟来,冬季缩短,降雪减少,严寒也更加缓和了。”(34)环境主义的先驱马什(G. P. Marsh)依据多年的观察经验,也指出了毁林的害处:“当森林失去后,原本储存在植被体内的水汽就被蒸发掉了,而结果是猛烈的雨水冲走了原本可以被植被用来转化为沃壤的干枯表土……除非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恶化趋势得以扭转,否则整个地球将会变成一片荒山秃岭和沼泽遍地的贫瘠原野。”(35) 除了对快速消失的森林表示担忧外,许多美国人还注意到了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随着森林的减少和人为的捕杀,东部野鸽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在浪漫主义作家库柏的皮袜子故事中,当野鸽子被滥杀后,皮袜子确信:“上帝不会看到这种生物被浪费而无动于衷,权利将会慢慢地降临到鸽子身上,同时还有其他生物身上。”(36)库柏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可能提到环境保护一词,但他无疑已经具有了某些保护的思想。1890年,当成群的旅鸽消失不见的时候,一位观察者写道:“我经常站在农场的院子里,带着羡慕的目光凝视着,当落日被飞行的鸽群遮蔽住的时候,我们比想念任何其他鸟类都想念它们。”(37)针对19世纪后期野牛被疯狂屠杀的惨相,倡导保护野牛的美国生物学家霍纳迪(William Hornaday)在1887年写道:“这是我最不愿意触及的一段历史,它记录着美国人民,尤其是各领地、州和各级政府的耻辱,这会导致未来无数代人民认为我们拥有野蛮人以及掠食者的主要特征:即残忍和贪婪。”(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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