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主义运动（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兴起和对西方近现代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的反思，“生态的印第安人”一说流行于欧美社会，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快乐、无忧无虑、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印第安人形象，与西方社会那种恣意破坏自然、贪婪追求个人财富的白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假说最具代表性的象征莫过于广为流传的西雅图酋长《神圣的大地母亲》（Ｓａｉｎｔ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的演说和好莱坞演员克迪（ＩｒｏｎＥｙｅｓＣｏｄｙ）所扮演的“哭泣的印第安人”形象：前者堪称一部令人震撼的生态保护宣言，后者则成了倡导环境保护的标志性图片。①
    学界对“生态的印第安人”是否属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文化人类学解释印第安人环境伦理的学者大多持肯定意见，如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卡罗琳·默乾特和印第安史专家威尔伯·雅各布斯等。① 从考古学入手探讨印第安人对环境、生态产生影响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如戈登·戴伊、奥摩尔·斯图尔特、罗伯特·黑泽、保罗·马丁等学者指出：在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对北美洲自然环境的变化施加了重要影响。②
    晚近研究表明：西雅图酋长那篇著名的演讲根本不是他本人所为，而是一位环境主义者泰德·佩里为１９７１年地球日所制作的一个电视脚本；③ “哭泣的印第安人”也是该年地球日另一环保宣传片所塑造的形象，该片主人公克迪虽然宣称拥有切诺基和克里印第安人血统，其实只是一名意大利裔演员。④ １９９９年，考古学教授谢波德·克雷克考证“生态的印第安人”真实性的著作《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遭到了以德洛利亚（ＶｉｎｅＤｅｌｏｒｉａＪｒ。）为首的一大批土著社会活动家的激烈抨击，他被谴责为白人“反印第安人利益集团的同谋”和“种族主义者”。⑤
    当代西方环境危机、全球环境主义运动以及印第安人民族权力运动给“生态的印第安人”一说增添了更多变量。
    时至今日，围绕“生态的印第安人”一说所展开的争论其重心仍然在于印第安人是否是“生态的”。然而，这一假说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印第安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像西雅图酋长的演说和“哭泣的印第安人”这类明显具有文学虚构成分的作品缘何被信以为真且经久流传？这些问题尚未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问世。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厘清欧美主流社会对北美土著人认识观念的变迁，同时对于正确认识印第安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生态智慧在解决当前环境问题中的作用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环境伦理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
    与当前社会所流行的以满足个人贪欲为目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同，“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所寓意的是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智慧。但是否为当时印第安人所秉持，尚需仔细辨析。
    北美印第安人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入的了解，这是他们对环境进行观察和利用的结果，也是“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文化基础。
    印第安人在朴素的万物有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平等的观念。万物有灵论是人类历史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所有的原始民族都倾向于与自然相融合而不是分离，人与其他万物保持着“参与性维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关系，即与身边的世界存在着伦理关系。① 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都流传着伟大神灵与动物合作创造世界、人与动物交合或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故事。② 印第安人并不把自己视为优越于其他事物的一个特殊物种，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员，动物是带着皮毛的人类亲戚。③ 这一点可以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著名的毛皮商人亚历山大·亨利（Ａ。Ｈｅｎｒｙ）的记述中得到印证：当奥吉布瓦人杀死一只熊以后，“把它的头拿到手中，抚摸和亲吻数次，因拿走了它的生命而数以千次地乞求原谅，称其是亲人和祖母。”④
    印第安人眼中的大地是神圣的，他们对大地及其上面的万物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感激，这一点与白人的财产观念截然不同。１９世纪后期著名的纳兹皮尔斯印第安人（ＮｅｚＰｅｒｃｅ）的首领约瑟夫酋长说：“我们满足于让事物保持圣灵创造时的样子，而他们（指白人）则不，如果大山、河流不适合他们，就改变它。”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