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殖民时代以后，虽然美国人的印第安人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白人社会的偏见和刻板化印象，因此，他们所刻画的印第安人与其说是印第安部落的情况，毋宁说是不同时代和塑造者个人立场的反映。即便是对印第安文化抱有较多好感的美国浪漫主义者也同其欧洲同行一样，所描绘的印第安人是想象与真实的混合体。就连对印第安人文化极为赞赏的著名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当遇到真正的印第安人时，也感到他们是“狰狞和沮丧的”，并感叹他们对自然的利用是多么的“粗糙和不完善！”① 在１９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西部扩张和边疆的不断推进，美国人的主要精力在于获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对印第安人的否定意见占主流。以讨伐印第安人而成名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其国会咨文中公然声称：“对于他们（印第安人）既没有居住、也没有加以改善、仅仅是因为曾在山头上眺望过或在追逐猎物时掠过的土地承认其所有权……对我来说如同幻觉。”② 因此，印第安人的形象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北美社会观念变迁的一面镜子，是“那个时代白人特定的神经官能症的反映”。③
    “生态的印第安人”是“高贵的野蛮人”观念在当代全球环境危机和环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的现代版本。“高贵的野蛮人”是浪漫主义者创造出来用以批判欧洲社会腐朽和堕落的参照物，“野蛮”一词本身就具有丛林和自然状态的含义，在其最初的用法中并不含贬义。因此，在“高贵的野蛮人”形象里面也蕴含了土著人是“自然之子”、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之中这么一层意思。④ 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大都歌颂自然之美，崇尚简朴的生活。如深受卢梭影响的阿比·雷纳尔就对印第安人的自然主义生活方式颇为羡慕：“我们……有谁知道如何操作一艘独木舟，打败敌手，建立一座小屋，依靠很少的供应而生活？”⑤ 梭罗也对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称赞不已：“原始时代人类生活的那种简单朴素不加掩饰本身至少是有这种好处：它让人类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⑥ 著名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帕克曼也曾把印第安人称作“森林和荒漠的真正儿女。”⑦
    １９世纪后期，随着美加两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西部开发，诸如资源破坏和浪费、物种消失、环境污染以及人越来越远离自然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人们的环境观念也在逐渐发生转化，亲近自然成为一种新时尚，荒野和森林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新去处。在西部草原上无拘无束地追逐野牛的印第安人形象受到了欧美社会的热捧，他们不仅代表了个人的独立和尊严，也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于是，生活于荒野中的土著人形象就成了沦为机器附属物和过度城市化的白人形象的鲜明对照。博物学家格伦尼尔（ＧｅｏｒｇｅＢ。Ｇｒｉｎｎｅｌｌ）、塞顿（ＥｒｎｅｓｔＴ。Ｓｅｔｏｎ）和印第安学者伊斯特曼（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Ｅａｓｔｍａｎ）是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期倡导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活方式的著名代表。格伦尼尔还是著名的保护主义者，他不仅参与建立了奥杜邦协会（Ａｕｄｕｂ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布恩与克罗克特俱乐部（ＢｏｏｎｅａｎｄＣｒｏｃｋｅｔＣｌｕｂ），还利用担任《森林与溪流》（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杂志编辑的便利，刊登了一系列宣传印第安人文化的文章。① 博物学家塞顿积极倡导印第安文化，还利用担任童子军领导的机会，试图通过让孩子们实践印第安人的野外生存方式来培养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而伊斯特曼则通过《印第安人的心灵》等畅销书描绘了一个与自然相融合的印第安社会。他写道： “除了大自然以外，我们没有神庙和圣物，”印第安人是“大自然的人”。② 塞顿和伊斯特曼实际上是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上半期“高贵的印第安人”形象最重要的倡导者，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环境主义者和印第安人社会活动家宣传“生态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理论支持。
    美国虽然自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期逐渐建立起了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体系，可是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环境仍然在不断恶化。１９６２年，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 “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③ 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它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１９６７年，小林恩·怀特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指责基督教让世人“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应该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责。④ 也就在这一时期，哈丁的《公地的悲剧》（１９６８）、埃里希的《人口炸弹》（１９６８）、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１９７２）等一系列论著的出版，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以及近现代环境伦理的局限性，促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⑤
    面对传统理论的崩溃，西方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标杆、一个英雄、一位导师来教诲他们”。⑥ 而一向被认为与西方文明征服自然观念格格不入的印第安人文明及其对地球母亲的崇拜观念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标杆。罗伯特·塞耶在《梭罗与印第安人》一书的开篇写道：“在当今生态危机的时代，人们求助于亨利·梭罗的著作和伟大的印第安酋长的言辞和预言，似乎它们给予了人们共同的精神支持。”⑦ 于是乎，“高贵的野蛮人”被赋予了现代环境主义的新含义，变身为“生态的印第安人”。“西雅图酋长的演说”和“哭泣的印第安人”无疑就是他们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因此，“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流行，所折射的是当代北美主流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忧思：环境问题越严重，人们对１９世纪的西部荒野也就越怀念，也就越需要“把印第安人与一片‘自然的’、‘无瑕的’环境联系起来”，①至于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及其行为到底是怎样的，那是学者的问题，社会舆论对此无需关心。著名的西部史学家理查德·怀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印第安人及其环境伦理变成了“批判白人社会的工具，至于真实的印第安人或其信仰与行为（对白人社会来说---引者注）是无关 紧要的”。②
    总之，“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流行，是欧美社会长期以来对印第安社会文化的认识偏见与当代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生态的思想召唤了印第安人的形象”。③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如火如荼的环境主义运动，对土著文化有着浓厚的刻板化、片面化认识传统的欧美社会再次求助于历史，期望通过神化印第安人，塑造一种自然守护者的形象，以应对基督教环境伦理受到批判后所留下的伦理真空。如果白人社会能够正视印第安各个部落之间在文化和生态伦理方面的差异，就不会出现“高贵的印第安人”形象；而如果没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全球环境主义运动，“高贵的野蛮人”也不会化身为“生态的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