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土著民族权力运动与“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重构
    “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虽然是白人文化强加给北美土著社会的不正确观念，但与北美边疆开发时期广泛流传的嗜血的、令人恐怖的野蛮人形象相比，它毕竟树立了一种正面形象，有利于扭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印第安人的否定认识，提高印第安文化在北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对于北美土著部落及其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来说，这一形象既是一个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一方面，一些印第安部落把这一形象当作了争取民族权力的工具，他们通过宣传与大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塑造大地守护者的形象来谋求对本民族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从而促进了这一形象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在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中，北美印第安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开发活动又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产生冲突，这削弱了“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印第安人被赶入保留地和美国、加拿大政府文化同化政策的推行，许多印第安领袖就开始有意识地宣传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伦理和大地崇拜观念，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生存，激发印第安人的民族自豪感。随着武装抵抗的失败和主流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北美印第安人面临着既丧失土地、又丧失本族文化的双重风险，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成为土著领袖们面临的当务之急。目睹北美现代化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许多印第安人把弘扬与白人不同的环境伦理和大地崇拜观念当作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通过倡导大地母亲崇拜，不仅使印第安各部落找到了对抗白人文化的共同点，更可以使他们在面对白人文化的压迫和排斥时“保持其独特性、骄傲和尊严”。④ 许多著名的印第安首领都曾经表达过与白人不同的环境伦理。如基卡普印第安人（Ｋｉｃｋａｐｏｏ）领袖坎纳库克（Ｋａｎａｋｕｋ）就对白人讥讽道：圣灵“并没有告诉我去出卖我的土地，因为我不知道一个美元、或者大地上面的动物价值几何”。① １９２５年，面对白人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加利福尼亚的勒基（ＫａｔｅＬｕｋｉｅ）说道：“印第安人从不伤害任何事物，”而白人则对大地肆意破坏，他们“接触到哪里，哪里就有痛苦”！因此，上帝将要摧毁这个世界。② 著名的苏族领袖立熊堪称利用环境伦理弘扬土著文化的一个典型。他在１９２８年出版的《我的苏族同胞》一书中还主张印第安人要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接受白人的文化和教育。③ 而在１９３１年，当他返回苏族保留地看到了那里的悲惨情况以后，转而倡导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这种转变明显地体现在他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斑点鹰的土地》中。他在该书中写道：印第安人“是天生的保护主义者，他从不毁坏任何东西。”在比较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不同的环境观后，他又写道： “我们不认为广阔的大平原、美丽起伏的山峦和植被丛生的蜿蜒溪流是荒凉的。只有对白人来说，自然才是荒凉的。”④
    因此，早在“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出现以前，部分印第安领袖就已经有意识地宣传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了。只不过当时白人社会中欣赏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还仅仅局限于梭罗和塞顿等少数环境主义先知，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还沉浸于文明战胜野蛮、现代取代传统的乐观情绪之中，还没有开始反思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因此，印第安人这些早期关于大地母亲崇拜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在当时的白人社会中还没有引起共鸣。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印第安民族权力运动的兴起和全球环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印第安人社会活动家把“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当作了标榜印第安文化独特性和争取资源控制权的现成工具，任何反对这一形象的言行都被贴上了反对印第安人和文化沙文主义的标签。土著社会活动家德洛利亚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一方面批判白人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歪曲，另一方面又对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进行神化，刻意塑造“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他曾就现代化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而怒斥道：“没有空气可以呼吸，谈论进步、文化、文明以及技术是荒唐的！”他甚至认为：如果白人社会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其追逐名利的文明回到一种简单的部落式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之中”，即“选择印第安人的方式”。⑤ 针对学术界关于史前印第安人造成大型动物灭绝的说法，德洛利亚驳斥道：“鼓吹灭绝理论是支持持续破坏环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它寓意在任何时期人类都没有珍惜过他所生存的大地！”⑥ 除德洛利亚以外，当代许多印第安人社会活动家也都标榜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如拉姆·迪尔在其自传性著作《寻梦者拉姆·迪尔》中声称： “对我们来说，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而“对于白人来说，每一片叶子或每一滴泉水都有一个价格标签”。⑦ 另外一名著名的土著社会活动家沃德·丘吉尔也说道：“土著美国人很久以前就深深地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必须作为自然秩序一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去衡量，而不是与其分离或者是凌驾于它之上。”①
    由此可见，虽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赞同“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但在土著民族权力和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北美土著人开始把宣扬与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土著环境伦理当作了显示其文化独特性和争取土著权利的工具。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维奇指出：“或许印第安人已经把自然热爱者这一形象当成了标榜他们是印第安人的一种途径了。”② 甚至连质疑“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的克雷克教授也认为， “生态的印第安人过去不存在，但这种神话或许可以催生它。”③
    在当前北美印第安人争取土地和资源管理权的斗争中，一些部落在成功利用“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形象的传播。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是反对工业污染和表明印第安人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一个有效手段。环境史学家沃伦指出：通过把自己刻画成北美大陆上最早的保护主义者，印第安人“就可以挑战‘官方’保护主义者在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独享性权利了。”④ 不少印第安部落利用“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取得了争取资源控制权斗争的胜利，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詹姆斯湾的克里人成功阻止魁北克水电二期工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