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印第安部落在从事捕猎和采集活动时都有一些特殊的仪式，并流传着关于节制捕杀和采集以及不准浪费食物的禁忌。早期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处理猎物仪式方面的记载。⑥ １８世纪初期的博物学家劳森（ＪｏｈｎＬａｗｓｏｎ）在考察了南部印第安人以后，也曾经以轻蔑的口气言及“他们有数以千计的这种愚蠢的仪式和信仰。”① 此言正是印第安人对猎物采取特定仪式的佐证。
    印第安人在万物有灵论基础上所形成的环境伦理使其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遵循着许多特定伦理规范，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这正是“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得到部分文化人类学家和环境伦理学者支持的原因之所在。但是不能仅仅由于印第安人环境伦理中的某些观念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潮流相符就贸然接受“生态的印第安人”倡导者们的论断，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中，除了上述成分外，还有许多荒诞迷信、言行不一甚至是充满功利性的内容。
    其一，就如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印第安种族一样，北美各个印第安部落之间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虽然有些部落的环境伦理中有尊重生命、节制捕杀、不准浪费的规范，但也有许多不尊重生命、肆意浪费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成分。许多印第安部落在狩猎时并不完全遵守休斯所谓的“明智利用两原则”---取走所需要的，用完所取走的---而是肆意杀戮和浪费。② 早期与印第安人接触的许多探险者都有这方面的记载。１７３３年，哈德逊湾公司的罗伯逊就曾记载：他所接触的印第安人“为了取走舌头而杀死许多猎物，而任其尸体腐烂掉”。③ 而曾经在１７４６年到１７４７年间航行至哈德逊湾地区的亨利·艾里斯（ＨｅｎｒｙＥｌｌｉｓ）也记载了与罗伯逊所言相似的内容。④ 甚至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至今都信奉：“在一年中杀死许多猎物后，来年将会有更多的猎物返回。”⑤
    其二，虽然一些印第安部落信奉万物有灵论，虔诚崇拜大自然，但实际上许多印第安部落对自然抱有实用主义的心态。既是出于对自然哺育万物的感激，同时也有对自身行为的负罪感，他们才诉诸宗教和伦理禁忌。在某些情形下，其宗教和伦理实际上变成了服务于上述目的的一种工具。其实，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一个印第安部落可以一边猎杀动物、采集植物、焚烧森林，一边又可以向动植物图腾和神灵表示感激和歉疚，两者并行不悖。威斯康星大学的保罗·纳达斯蒂在研究了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克卢安印第安人（Ｋｌｕａｎ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ｉｏｎ）的情况后也认为：纵然后者有许多自然崇拜的神话，但主要还是以“实用性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环境。⑥
    其三，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塑造了一个没有历史、静止不变的自然守护者形象，这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白人到来前，大部分印第安部落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他们对自然万物的应用以保持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为原则，并不单纯追求产量最大化。以财富多寡作为个人成功标志的牟利精神尚不是各个部落的主流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印第安人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一个原因。可是，当与白人文化发生接触后，卷入毛皮贸易的许多印第安部落很快就背弃了原来的生存经济和环境伦理，为了获得白人的商品而沦落为白人毛皮贩子的屠杀工具。许多印第安人都对欧洲商品趋之若鹜，比如最初卷入毛皮贸易的蒙塔格奈人，很快就丢弃了原来的谋生手段，不得不依靠白人贸易商供应食物。其中一人曾对耶稣会神父保罗·勒热纳说道：“海狸把我们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它会带来锅、斧头、刀剑和珠子，总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① 东北部的米克麦克人（Ｍｉｃｍａｃ）在卷入毛皮贸易后，“再也不是一个生态共生的世界中的敏感成员了”，他们在疾病、欧洲贸易和基督教的压力下，很快杀光了本族所赖以生存的海狸。② 在生存经济时代，一名克里克猎手平均每年要猎杀２５-３０只鹿，以维持生活所需；而在卷入毛皮贸易后，则平均每年要猎杀２００-４００只鹿，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③ 无论如何也很难把卷入毛皮贸易的土著部落与“生态的印第安人”形象联系起来。
    “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的一条重要论据即认为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上的原初“保护主义者”。１９１５年，著名人类学家斯巴克根据阿尔贡金印第安人的猎物管理实践，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得到了麦克劳德等人的赞同。④ 其实，“保护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一词是１９世纪后期美国资源保护运动中使用的词汇。当时人们在认识到现代化所带来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形下，采取了有意识的资源保护行为。⑤ 由此可见，资源保护主义完全是一种现代文化产物，对于白人到来前，还主要处于生存经济阶段的大部分印第安部落来说，缺乏进行资源保护的动机和动力。华盛顿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约翰·博德利认为：“当一个集体没有政治、商业所驱动的文化压力来扩张其人口、生产以及消费的时候，其成员没必要成为自律的保护主义者。”⑥另一位社会人类学教授英戈尔德也指出：对一个狩猎社会的生存型经济来说，“保护主义的伦理是陌生的。”⑦
    总之，印第安人不是静止的干巴巴的刻板化形象，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群体一样，通过自己的活动去认识和改造身边的世界，并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应对。但是，他们毕竟处于生存经济状态，对于他们的行为和伦理，用现代甚至后现代生态主义的概念去套用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