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西部开发和东部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变化以外，19世纪对于美国来说，还是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世纪。在19世纪上半期城市化的初期，大城市里笔直的街道和硬化的路面被认为是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象征。而自1840年代开始，“当自然对人类的真正危险解除以后，对野外的一种理想观念应运而生”。（39）随着城市居民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们对自然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美国人虽然推进城市化，却拒绝城市的一些价值：“他们试图把自己版本的传统农业理想带入城市环境中”。（40）因此，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一方面欣然接受新的都市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同时又“试图在一个城市和机器的国度里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用浪漫主义和自然来“阻止邪恶的机械主义的完全胜利”。城市绿地和公园运动的兴起正是出于这一初衷。“城市公园被认为是开始重建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失去的生活方式的合适地点”。（41）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奥姆斯泰德、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和伯纳姆（Daniel H. Burnham）为首的城市景观设计师选择了改造城市环境的方法，试图把自然引入城市，如城市公园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等，希望通过在城市中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然因素来缓解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对自然的疏远和隔离。而以亨利·詹姆斯、杜威、简·亚当斯、罗伯特·帕克等为首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则致力于通过消除城市贫困和改善下层人民的居住环境从而达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的目标。更有一批野外活动家倡导人们重归自然，在自然中培养个人主义的品质。到19世纪末，有人认为，“理想的生活是把城市中的社会和文化优势、外在的舒适性同乡村的启示性、宁静与欢乐联合在一起”。（42）
    总之，各种资源的迅速消失、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则让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美国人日益思念那曾经逝去的荒野和森林。到19世纪末，亲近自然成为一种新时尚，荒野和森林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新去处。约翰·缪尔说道：“去森林就是返回家园，因为我认为我们源自森林。”（43）
    四、保护主义先驱的宣传和鼓动
    虽然直到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才掀起了大规模的资源保护运动，但早在这一运动兴起之前，零星的保护行动就开始了。由来自不同领域的文人学者、艺术家、野外活动家和社会上层人士等组成的民间保护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了环境破坏所引起的问题，呼吁进行资源保护。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为保护主义积蓄着力量，也在慢慢地改变着美国人的观念，为扭转当时所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做出了贡献。
    当大部分浪漫主义者还仅仅停留在对自然之壮美的描述和歌颂、对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而哀叹的时候，著名的画家乔治·卡特林是第一个转变到呼吁保护的浪漫派人士。他于19世纪30年代到西部去写生，观察到印第安人为了获取白人的供应品而疯狂猎杀野牛的场景，感到有必要用一个巨大的公园把这一切都保护起来：“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44）在游历欧洲归来后，霍勒斯·格里利在1851年也向美国人大声呼吁保护的必要性：“在国内的朋友们，我要求你们保留并珍藏一片你们的原始森林，因为当它们被砍光的时候，我知道那将很难恢复了。”（45）
    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也是推动环境保护的早期智者之一。梭罗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从传统的田园乡村社会向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变化的社会，无数的森林和荒野被改造成了农田和城镇。正是看到了森林的快速消失，1858年，梭罗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呼吁在马萨诸塞的每个城镇都保留一片500英亩至1000英亩的森林。梭罗责问道：“在某些土地被赠予哈佛学院或另一个机构时，为什么不能将另外一些土地授予康科德做森林或越橘林用？”（46）梭罗的思想对后来美国的环境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作“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自然阐释者，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47）
    与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然的激情歌颂和对人类破坏行为的愤怒贬斥相比，这个时期受过科学训练的一批专业人士在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行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影响等问题上具有了更为科学和客观的认识。乔治·帕金斯·马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马什在借鉴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担任驻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外交官的机会，详细考察了人类活动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最终于1864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作用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的许多观点早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主义的纲领：“人类在各地都是一种扰乱性因素，其脚步所到之处，大自然的和谐就变成了不和谐。”（48）1874年，《国家》（The Nation）杂志称赞该书是“曾经出版的最有用途和最具建设性的著作之一”。（49）著名的城市史专家芒福德·刘易斯称赞该书是“保护主义的源头”。（50）
    如果说以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们还局限于对自然的赞叹、对人类破坏活动进行批评的话，那么，以约翰·缪尔为首的一批自然主义者则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之中，为扭转人们的环境观念做出了贡献。约翰·缪尔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最杰出的保护主义者，他从其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念出发，形成了一套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的理念，这与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基于资源的有用性和科学管理而主导的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具有很大的不同。在缪尔看来，自然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而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吉福德·平肖等资源保护主义者来说，“保护森林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增加和维持我们国家的资源供应以及依靠资源的工业的发展。保护我们的森林是一项迫切的商业需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