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的政策
    在广州口岸的堵截措施也是以大黄和毛皮为主要的控御对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清廷谕令广东的地方官员严防大黄落入俄罗斯人手中的可能性：
    现在恰克图闭关，不准与俄罗斯贸易，而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必需之物。……因思西洋等处与俄罗斯境壤毗连，常通交易，恐奸商等见新疆业经严禁，难以偷越，又思从广东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希图厚利，亦未可定……（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一，乾隆五十四年正月辛己。）
    一个月之后，乾隆就此事再下谕旨，监控的范围由广东一地扩大到沿海的各个省份：“不特广东濒临洋面，即盛京、江南、闽浙、直隶、山东等省，俱有沿海口岸。现在粤省虽已经饬禁，而奸商等或又从各该省海道，将大黄私贩出洋，偷卖与俄罗斯附近番地，希图转售获利，亦未可定……”（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三，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癸丑。）清廷对贸易态势揣测多于实证，故一再说“亦未可定”。为了封堵俄国人，清廷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1785年，恰克图闭市，广州的毛皮贸易并没有中断，反而由于缺少了俄国皮货的竞争，广州的毛皮交易繁荣一时。在1788～1792年间，此间的毛皮价格上升了20%，英美商人颇为此而窃喜。（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三，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戊寅。）贸易的繁荣，在税收上得到了反映，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两广总督福康安上报关税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因思粤海关收纳洋货税课，每征征收盈绌，不在洋船之多寡，惟视货物之粗细。到关细货较多，则征收自裕，但若钟表羽呢等件，究非民间常用之物，销售未能迅速，即商船贩运销多所致，税银亦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税收的增加使乾隆帝起了疑心：“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注：JamesR. Gibson, Otter Skins,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Seattle, 1992,p.197.）粤海关的税收， 分为正税与盈余两大项，课税之时是既征收船料，也征收货物税，（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十五。又见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册，页二二至二三，“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妥议酌减夷船进口规银折”。）因此，断定税收增加的缘由在于皮张等贵重货物进口量增多，是十分武断的。乾隆帝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就在5年前， 他才免除了对收税不足额的粤海关官员的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壬寅。）
    前后相隔5年，对税收盈亏的衡量采用了双重的标准， 大概不能用皇帝的健忘来作解释。乾隆帝此举，有其用心：迫使俄罗斯人在贸易战中败北，为解决政治问题添加筹码。因此，他特别提醒广东的官员，税收的增加可能与俄罗斯人的阴谋有关，然后才提出：
    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著传谕福康安等，于粤海关洋船进口时，严密稽查，有无前项情弊，如贩有海龙等物，务须严行查禁，毋任稍有偷越。亦不得因稽查违禁货物，遂将税银短少也。
    既要封锁俄国货物进入中国的渠道，又要保证税收的充足，确实给广东的地方官员出了一个难题，他们对该事件的应对，有其耐人寻味之处。
    三、广东地方官员对禁令的执行
    当接到了朝廷关于禁止大黄出口的饬令后，广东的地方官员草拟了具体的执行办法：其西洋各国，每年每国，不得过五百斤（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庚午。）大黄是西洋客商来华采购的商品之一，其销量毕竟不大，按其出口的税率而言，每年给粤海关带来的收入也是有限的。（注：据1834年时在广州的外商称，出口的大黄，“加工时未切开的块根，每担38至40元；切开的每担65至70元”，见S.W.W.,Articles of Import and Exportof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vol.2,p.470.若按售价的10%收取规银，所得也有限。）因此，该项措施对粤海关税收的影响不大。
    广东地方要员管理外贸还是以行商为中间人，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通报毛皮禁运消息的就是行商。 （注：〔美〕马士（HoseaB. Morse ）著， 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02页。）地方大吏把此事作为与以往的夷务相类似的情况来处理，这样就淡化了中央对这一事件格外重视的内蕴，也忽视了毛皮贸易与以往外贸的差异--它是清代外贸中第一种大量从海陆两路进入中国的商品，牵涉面之广，自然不是钟表等物所可比拟的。
    广州的官员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禁令，载有海獭皮的英国船只“亚尔古英雄号”（Argonaut）被拒绝在广州出售毛皮。（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503页。）直到1792年上半年，虽然恰克图的贸易已恢复，但由于对广州毛皮贸易的禁令尚未解除， 有关的官员还是坚持执行。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九（1792年4月29日）， 澳门同知韦协中在给葡萄牙人的理事官的谕令中宣称：
    现据引水人王绍禹禀称：上年八月内，有咪利坚国夷船一只，来至鸡头洋面，随驶往大井地方湾泊。查据该船伙长呜咧治称：由伊国□□来港）□贸易，因风不顺，漂压前来，船上并无货物，船主□（亦）经病故，俯俟修好k24k403.jpg索等项，即行回国。等情。业
    经禀报在案。今该船k24k403.jpg索修理完好，于本月初五日开行回国，所
    有该船水梢、砲械，俱与原报相符，理合禀明等情。到本
    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