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是次毛皮禁运事件是由千里之外的中俄两国的政治纠纷所引起的。由于清廷把俄罗斯视为其藩属，因此，在处理两国间的外交纠纷时，往往以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的问题，以为货物禁运就可以置对方于困境。这种做法与唐朝的统治者断绝与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措施如出一辙，亦为清廷所惯用的伎俩。（注：如乾隆年间对缅甸曾采取类似的以禁止商业活动来宣示宗主国的威权的行动。最后也达到了其目的。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己。）时移世易，清朝的决策者们显然没有认真思考与来自“西洋”的国家的“夷商”所进行的贸易和与周边的藩属所进行的互市之间的差异。（注：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欧洲诸国对亚洲的渗透，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渗透，其过程是为欧洲诸国谋求所需的亚洲产品，通过进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而获取了最初的可能。……荷兰和英国在利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这一点，即以朝贡贸易体制的存在为前提这一点上，两国的做法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时代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见氏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虽然他认为“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变化，并不能给近代亚洲区域打上阶段性的印记”（第32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清廷的夷务管理体制在面对雄心勃勃的欧美商人时，确实不如对付藩属国那样有力。）以朝贡贸易的体制来禁锢欧美商人的活动，是一厢情愿的举动。欧美商人必定伺机突破之，上文所举，不过是其中一二。
    在恰克图这次长达6年的闭市期间， 未审是否有俄国皮货通过第三国船只进入广州口岸。彼时俄美公司尚未成立，俄国经营西北海岸皮货的公司与英、美等国船只的接触应是个别地进行。1804年率“希望号”（Nadesha ）来广州的俄国人噜臣吨（伊·弗·克鲁逊什特恩）曾于1798年间在广州居留1年，（注：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可见俄国人对广州口岸的关注。 总之，不能排除恰克图闭市期间，俄国皮货由他国船只载入广州的可能性。
    广州毛皮禁运是恰克图闭市的延续。当广州口岸的贸易中断时，却没有恰克图方面援引施用的例子，可见清廷对俄国的重视。当西方国家于18世纪从海陆两路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时，（注：〔英〕赫德逊（C.F.Hudson）著，王遵仲、李申、 张毅译：《欧洲与中国》（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RelationsfromtheEarliest Times to 1800）第八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廷的政策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仍以抚夷为要务，以某种商品为制约手段，视茶叶大黄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这无疑是与实际需要脱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