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查上年八月二十二日，据该夷目禀报：该船带有海龙皮四百张。等情。（注：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档案汇编》）第1342条，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89页， “澳门同知韦协中为饬查美船是否随带海龙皮回国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九日，1792年4月29日）”。）
    地方官员不愿有走私毛皮的事件发生，因此不失对有关船只的监控，对毛皮数目的登记也是帐目分明。
    毛皮禁运减少了粤海关的税收，官员们盼望转机的来临。1791 年8月，他们允许将“皇家公主号”（Princess Royal）的3000张海獭皮封存入税馆，等待皇帝的决定。（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504页。）可见广东的官员在处理禁运问题时并非毫无弹性。
    恰克图互市重开后，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立即上疏奏称：“内地大黄为西洋各国治病要药，前因不准俄罗斯通市，每年每国购买不许过五百斤。现在已准俄罗斯通市，该处洋商呈请照前买运，其海龙、黑狐皮张，并准进口售买。”（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0一，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已未。）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与其说他关心西洋各国人民的治病用药，不如说他关心恢复毛皮进口所可获得的税收。他署理总督职务，即要负责粤海关税务。毛皮禁运使粤海关的税收减少了，从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到五十六年九月，比上一个税收年份少了银十三万两。其原因据说“系洋船到少，货物较稀所致”（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乙已。）。于是，要求弛禁就是为了确保关税足额，以免失职。当然，为了使得这一要求较为冠冕堂皇，地方官员们在陈请之时将商务问题转化为以某种物产羁縻“夷人”的夷务方式。
    四、外商的对策
    1791年3月，在广州的外商得到了毛皮禁运的通知。 广州与美洲西北海岸间的海獭皮贸易实际进行了不到6年， 前往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船只由1785年的1艘增加到了当年的12艘，并由英国一家独揽变为英、 美、法等国鼎立的局面。（注：F. W. Howay, AlistofTrading 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 TheLimestone Press, Kingston, Ontario,1973,p.10～13.）贸易骤然停止，多个国家商人的利益受损。英、法等国的商人与清朝打交道的经验“丰富”，自有其应对的法门，至于美国人，虽说是初出茅庐者，但也晓得向其“前辈”借鉴。这些“夷商”们规避禁令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走私。
    毛皮贸易船只走私的方式，以现有的材料揣测之，大体有两种，一是不与清朝官方发生直接的联系，船只来到广东外洋以后，停泊在较靠近陆地的海岛港湾内，通过中间人将货物运入内地。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香山知县许敦元在下给澳门理事官的咨文中称：“近闻大井洋面竟有夷船二只，逗留该处，不行进埔。……即或载有皮张，业经本关部会同贵署督部堂恭折奏明，奉准驰禁。则该二船亦宜押驾进埔，以凭丈征。”（注：《档案汇编》，第1372件，“香山知县许敦元为押令逗留澳外大井洋面外船进埔报验输税事行理事官牌（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虽然广东官方不能肯定这两艘停泊在外洋以逃避关税的船只就是毛皮贸易船只，但这方面的嫌疑最大，说明毛皮贸易船只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好名声。
    1793年1月， 海关监督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干预停泊在大横琴岛西面燕子湾（Larks Bay）的走私船只：要么驶入内河丈量， 要么就开出外海。特选委员会对此感到“惊讶”，但还是着手调查，发现该处有一艘名为“翠鸟号”（Halcyon）的英国船及四艘美国小船， 全部来自美洲西北海岸。（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 p.15。1792年来到广州的美国“北皮南运”的船只有“哥伦比亚号”（ Columbia ）、 “汉考克号”（Hancock）、“希望号”（Hope）、“玛格丽特号”和“优雅号”， 见Rhys Richards, “ UnitedStatesTradeWithChina ”， The American Neptune, vol.54, Special Supplement（1994），pp.14～15。船只走私的比例之高是惊人的。）毛皮禁运已结束，英美毛皮贸易船只依然不愿进入黄埔港，显然是尝到了走私贸易的甜头。到了18世纪末，在广州口岸，“那些载有鸦片或毛皮的小船，自行碇泊该海湾（指燕子湾），如开入内河，即须缴纳巨额的口岸税”。（注：〔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16页。）这种风气正是在毛皮禁运期间蔓延开来的。
    另一种的走私方式是与清朝官方有接触，以船舶毁坏，需要修理为借口，请求在澳门靠岸，然后可能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销出皮货。如上节所引澳门同知韦协中的咨文中提及的美国船只，其到达的时间正是毛皮禁运之时。它应是从西北海岸驶来的“优雅号”（Grace ），其船长呜咧治之名正与“优雅号”船长柯立芝（Coolidge）译音相符，“优雅号”的船主是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恰是在航行期间病逝，有关事实大致不谬。（注：F.W.Howay, A list of TradingVessels in the Maritime Fur Trade,1785～1825, p.11.）说它有走私的嫌疑，并非无因。在毛皮贸易高潮期的18世纪90年代，像“优雅号”这样在海岸地区逗留了两个贸易季度的船只，其收获应不止区区的400张。 比“优雅号”晚1年到达广州口岸的“玛格丽特号”（Margaret ）只在西北海岸逗留了一个贸易季度，就有1000～1200张海獭皮的收获，（注：F.W.Howay,A list of Trading Vessels in theMaritimeFurTrade,1785～1825, p.17.）即使说“玛格丽特号”是较成功的例子，“优雅号”上的毛皮数目之少仍是值得怀疑的。较合理的解释是该船隐瞒了皮货数目，上报400张是一种障眼法。
    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何介入毛皮走私活动，至今没有见到具体的资料，但他们显然纵容走私的船只。乾隆五十七年五月时香山知县注意到的两艘走私船的情况，本应由澳门的理事官向广东官方汇报的，但是，直到七月，许敦元还没有接到答复，（注：《档案汇编》第1373件， 第707页，“香山知县许敦元为饬催押令逗留澳外大井洋面外船进埔输税事行理事官札”（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1792年8月24日）。 ）葡方在此问题上的缄默，是否默认了广东官员的猜测：这是两艘走私毛皮的船只呢？大约这样的猜测未至于毫不接近事实吧。
    外国商人们的应对手段尚不止于此。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份，广东的官员颇不同寻常地要求前往澳门度冬的外国商人迅速前往广州。（注：《档案汇编》第1372件，第706页， “粤海关监督盛住为派通事谢鳌赴澳催各大班上省并具保妥实之人承充买办事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二日，1792年8月19日）。 ）澳门同知韦协中在给理事官的谕令中宣称：“兹查各国夷船现在陆续进口。而往澳夷商因何尚未上省，以致贸易乏人经理，税课日逐短征，核计关期转瞬届满，岂容任其延玩，致滋贻误？”（注：《档案汇编》第1374件，第707页， “澳门同时韦协中为催令各国大班等请照上省贸易事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七日）。）来华外商以赢利为目的，在本国船只已进港时仍滞留澳门，不可视为疏忽。鄙意认为，外商此举，可能是对贸易中分歧的抗议，当中应包括毛皮禁运。在韦协中发出谕令的同一天，香山知县许敦元发出了催令停泊在大井的两艘船只进港贸易的第二次饬令。假如这两次事件并非毫无联系，那么，外商拖延到广州贸易，可能是观望清朝的官员对此类非法的活动态度如何。官员对于侵犯国家贸易利权的活动仅谕令澳门的葡萄牙人去监督，没有更有效的措施，秉承其一贯的处理夷务的作风，在外商看来难免是软弱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