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劳动人民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而应深入的研究，揭露产生它的历史根源，阐明剥削形式变化及其最后灭亡的规律性，考察剥削阶级活动同劳动人民的关系等等。但不能简单地以剥削作为判定剥削阶级历史作用的基本标准，不加区别地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全盘否定。
    对历史上剥削阶级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估计，重要的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根据阶级的存在只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理论，去分析一定阶级的活动的经济根源，考察它们的言行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 页）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代表，评价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完全可以用来评论历史上各阶级的历史作用。判断历史上各阶级功过的主要标志不是剥削与否，而是要看它们对当时生产力起什么作用，是促进呢，还是阻碍。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压榨过劳动人民，但它们在一定时期所维护的剥削制度，曾经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合的，一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在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代替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以及新制度刚确立阶段，新兴剥削阶级曾经是革命力量，甚至是革命方面的领导力量。“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0页）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推行的变法运动，取消奴隶主贵族政治特权，向旧意识形态的全面抨击，以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等等，都生动地表明新兴剥削阶级，在一定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先进势力。它们那时所捍卫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论证的道德和哲学原则，所创作的文学和艺术，都曾不同程度地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对一定时期的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作过明确的肯定。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体会得了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他理解到古代的奴隶所有者，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作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对历史的某个有限的时期，具有正当性。所以也承认剥削即别人取得劳动的收益在某个时期内历史的正当性。”（恩格斯：《法律家社会主义》，译文载《新建设》1949年第1卷，第7期，第17页）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这一点，更是经典作家多次提到的。
    对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某种改良政策，也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新的封建王朝刚建立时，地主阶级中取得胜利的新集团，窃夺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击败了地主阶级中异己的集团，但是新的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却激化了。由于旧王朝末期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尖锐对抗，封建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战争过程中农民大批伤亡、流徙，统治阶级在镇压农民、剪除异己力量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因此，在旧王朝废墟上刚建立的新王朝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和振兴封建农业经济，从发展生产中扩大财源，强化其经济政治实力，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要做到这点，新的统治集团就须要调整其对农民的政策，从暴力镇压转到和平“安抚”，实行某种吸引农民到土地上来的办法，使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给予农民以某种经济利益，改变旧王朝末期以及后来战争过程中那种无限加重农民负担、竭泽而渔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减轻刑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些政策无疑是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它既有利于农村中的地主恢复封建经济，也有利于巩固新兴王朝的统治。很显然，这种相对缓和对农民统治的政策，不是什么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仁慈，而是客观条件促成的，即旧王朝无限制剥削遭到复灭的事实，新王朝建立后面临只有恢复农业经济，才能扩大其剥削来源、巩固其政治统治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新王朝初期，地主阶级中新的统治集团用不同于旧王朝的改良政策，既然促进了当时经济的恢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评价。不能因为它是统治阶级实行的，是为了长远地剥削利益，为了将来从农民那里捞取更多的赋税等等而加以全盘否定。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政策，任何时候都是从其剥削利益出发的。要求剥削阶级实行一种放弃剥削的政策，不仅是幻想，而且是背离阶级分析观点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善于区别：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哪些政策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哪些政策则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回避分析这一基本问题，用统治阶级政策反正是为了剥削，为了巩固其统治，“天下乌鸦一般黑”等等来代替对具体政策的具体分析，显然是无济于事，无补于认识历史真相的。
    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新兴剥削阶级在一定时期维护新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新兴剥削阶级所维护的新生产关系毕竟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总是力图从劳动者那里攫取最大限度的剥削以满足其无尽的贪欲。新的剥削制度，就其主要方面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来说，确实是劳动人民走向最后解放的进步阶梯。但新的剥削制度，既然仍以剥削劳动人民为基础，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不引起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阶级矛盾斗争中实现的。正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揭露它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从而激起人民反抗的事实。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奴隶制、奴隶主阶级的评价，在《论国家》中对农奴制、封建地主阶级历史作用的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的估计，都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剥削阶级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高度地肯定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阐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血腥剥削。《资本论》用大量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发家史同时就是劳动者被剥夺的历史。这种剥夺是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上书，829页）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剥削阶级，既应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又应给予正确的历史批判。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所在。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有意掩盖资产阶级血腥历史的局限性时指出：“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