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和论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曾经有过多次讨论。所谓“史”，是指历史资料；所谓“论”，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还有另一个含义，即指文章本身的观点。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使用马列主义原理来解释历史和研究历史。但是，在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历史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时，则往往不能融会贯通，或者表现为引一段经典著作，罗列几条史料为它作注释，或者在长篇文章中引几条语录贴标签，以为这样就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史论结合了。然而，这样一来，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成了他们文章的标签和护符，而史料则成了这些标签的注脚。使人一看，文章既不成为整体，又颇有理论和史料脱节之感。这就是这场史和论关系讨论的历史背景。在讨论过程中，大部分历史工作者对史和论的关系都用“史论结合”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述，也就是说，不管史家们能否把史和论统一起来，结合起来，但都愿意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左”倾思潮的干扰下，史学界在“拔白旗插红旗”的喧闹声中，有一些人把理论的作用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认为只要有了理论，史料就容易掌握。相反地，如果认真去掌握史料，则被看成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标志。因此，在批判所谓“史料挂帅”的同时，便有人提出“以论带史”这个治史主张。到了一九六○年前后，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经历了“拔白旗”之后，便首先觉醒起来，对由于“拔白旗”而产生的种种逆风恶浪进行了抵制。于是有的同志便针对着“以论带史”的提法，提出“论从史出”的治史主张。从此，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治史主张随着社会上政治气温的升降，或各自被当作谬误加以批判，或各自被当作“真理”被捧上“正确”的宝座。现在“四人帮”已经被打倒，史学正经历着一个拨乱反正、振作复兴的时期，重新来探讨一下史和论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是有意义的。
    一、关于“以论带史”
    上面说过，“以论带史”这个治史主张是在“拔白旗”中出现的。据说，当时所谓“白旗”种类很多，有学问的教师是“白旗”，认真读书的人也是“白旗”，学生中的学习“尖子”也是“白旗”。在历史科学领域里，“白旗”的罪名又是所谓“重史料轻理论”“重业务轻政治”。因此，在史学界“拔白旗”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所谓“唯史料论”和“史料挂帅”。经过七批八批之后，把“史料”批臭了。因为批判者总是把史料和白专划上等号，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划上等号。因而就出现一种怪现象，即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史料学的教师不敢开史料课，历史系的学生不敢看史料书。那么，历史这门课怎样学呢？历史科学怎样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人，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的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途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启发，他们迎合了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这一治史主张。可见，“以论带史”这一主张，是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应运而生的。
    那么，“以论带史”的提法对不对呢？有没有理论根据呢？我们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弊病很多，也缺乏理论根据。
    第一，“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根据和出发点，一切历史结论都只能是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和研究、而“以论带史”则把史料当成附属于某种观点、或服务于某种观点的注脚。实际上，这种观点又是无源之水，是超然于史料之外的。因此，这个提法包含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它违背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史学工作者只有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历史材料，然后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从纷纭浩瀚的史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以论带史”必然是先有观点后有史料，先有框框后套材料，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这种研究方法脱离了研究的对象，它们要说明的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带有很大危险性，它可能有意无意地替伪造历史和篡改历史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基本上就是先有观点后找史料的。叛徒江青的打手迟群就曾经说过，研究历史“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要从有什么资料出发”。上海罗思鼎的头目也说，“写历史，编资料，就是为了实用”，没有材料可以“合理想像”，可以“七真三假”，使历史研究完全受他们的主观意志支配。例如，他们先确定一个大框框要批宰相，然后再去罗织历史上宰相的“罪名”。他们把霍光打成“盐铁会议”的后台，打成儒家复辟派，居然连《盐铁论》、《汉书·霍光传》都没有看过，结果，年幼不能理政的皇帝却由于霍光的政绩卓著而变成法家，而实际掌权的霍光却成了儒家，造成了大笑话。这种先有观点后凑材料的方法，往往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自园其说的。胡适之流就把历史比喻成一个大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打扮得美就美，打扮得丑就丑，认为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谈不上有什么固定的规律，甚至连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也认为，对于历史来说，是“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上清帝第四书》）不承认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个客观的标准。资产阶级史学家研究历史“随时而易义”，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也未尝不是如此。明代进步思想家李卓吾就曾经说过，“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这种历史评价的是是非非，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不可克服的弊病，因为他们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对历史研究来说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他们著作中某些史料，要么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而附会牵强的；要么是为了图谋不轨而借词伪造的，更谈不上能从中总结出什么真正的历史规律了。所以，经典作家十分反对那种先有结论后套材料的作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我认为所有预先讲出尚待证明的结论的做法都是有妨害的，凡是一般愿意跟我研究问题的读者，都应该从局部升到一般。”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也曾经指出过：“即合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了史料对于科学结论的不可缺少性，反对未经研究而先有结论的空谈。“以论带史”恰恰犯了这个毛病，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不是根据历史实践，亦即不是根据历史资料，而是凭主观意图或主观印象引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