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论带史”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顾名思义，“以论带史”就是不根据历史事实，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的。因而，研究历史首先就失去了研究对象，弄不好，必然要酿成概念游戏。按照“以论带史”的原则，是先有概念，先有观点，才去拼凑材料的，而这种拼凑只能是各取所需，一爪半鳞，不可能系统地掌握材料和分析材料。做起文章来自然是空空洞洞，从概念到概念。翦伯赞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由于‘以论带史’的口号带有片面性”，所以，有些人教书或写文章总是“随便摘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文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句便作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肊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于历史家的主观意图。”（《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个批评是切中时弊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史坛上，确实出现过一些从概念到概念空洞而枯燥无味的文章。有些人以为背熟几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没有掌握史料也可以写文章了。甚至出现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的文章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这样一来，不少文章竞相引摘语录，自己的见解越来越少，甚至几乎没有。吴晗同志曾经风趣地嘲笑这些人，他说，有些人写文章或讨论问题，总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有关话照抄下来，并照着背，一字不差，完全正确。但是，他自己意见呢？很抱歉，没有。”（《神仙会和百家争鸣》）；范文澜同志则批评这些人不看历史实际，是“放空炮”。
    经典作家的语录代替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经典作家语录中的现成结论，都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具体问题所作的概括，他们谁也没有对每一个国家历史上每一个具体事件和人物进行过专门研究，因而也不可能为历史研究者准备好现成的结论，而有些人“往往对自己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好像任何具体的历史答案都已经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章中，只需要一伸手之劳，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可惜，这些善意的批评，并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用语录代替研究，用语录代替结论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在“四人帮”横行时，吴晗、翦伯赞这些不赞成用语录代替历史研究的同志，统统被当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而加以打倒。
    从概念到概念，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他们认为研究历史不必通过踏实地钻研史料和分析史料，经典作家的语录已成了他们“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这是懒汉和侥幸的心理，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孔子曾经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唐代刘知几也曾说过，史家治史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他认为写历史只有如实地写，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好是直言，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旧唐书·刘子贤传》）这里讲的也是一个忠实于史料的问题。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更是十分重视历史资料，并把它看成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不只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详细地考察了法国当时的历史，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版序言）列宁也说，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其中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是根据浩繁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论国家》）
    同时，从概念到概念又是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以论带史”如果可以用公式来表述，那么，它的公式应该是：理论--史料--理论，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概念。如果要检验一下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只有用原来的出发点，即理论来检验，也就是用理论检验理论，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结论的正确与否，所以“以论带史”并不是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三，有的说，“以论带史”，“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带动研究历史有什么错呢？其实，这个前提同样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常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主要是指历史工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这并不是一种以什么带什么的关系，设若把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理解成“带”，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以论带工”，“以论带农”，以及以论带其他一切事业。一切都“带”，也就是一切都不“带”，任何工作，任何学科也就失去它固有的特性。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带动研究历史同样是不科学的，不正确的。
    正确的理论观点，可以导致对问题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更好地去搜集史料、鉴别史料、研究史料和运用史料。但是，如果只有正确的理论观点，而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这个理论观点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它既然没有分析的对象，没有研究对象，那么，它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史和论的关系，“史”是研究的对象，是基础，也是出发点，“论”是指理论，指观点，指结论。史和论之间只有结合或统一的关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二者不可偏废，它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带什么的问题。“以论带史”这个治史主张流弊极多，不可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