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论从史出”
    “论从史出”这个口号出现于六十年代初期，是为了纠正“以论带史”而提出来的一种治史主张。这两个主张从字面上看就是针锋相对的，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就是说观点和结论出之史料，史料可以出观点。这个主张如果只是在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治史的主张，它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至少也是有些片面的。
    “史料”作为历史的记载或历史的遗迹，不管是文字还是实物，它都是有观点、有阶级烙印的，那怕简单到一个字、一个词，也是这样。古代人的所谓一字褒贬，如伐、弑、诛、杀等等，就都是含有史家观点的。人类社会的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是有阶级性的，而历史正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活动是构成历史的主要因素。这样，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便都是反映各阶级的意志的。私有制社会众多的史学家，他们的著作和论述，往往通过“臣光曰”，“太史公曰”，“君子曰”，“异史氏曰”，以及“评”、“赞”、“颂”等方式表现出来。甲骨文是可以追溯的文明社会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但它都是反映奴隶主的观点的。《诗经》里的雅和颂，也是反映统治阶级的观点的，“颂就是颂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的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等，无一不是反映封建地主阶级观点的。剥削阶级社会这些纷纭复杂的史书和史料，都是我们研究私有制社会历史的依据。对待这些书和史料，如果不经过一翻综合研究和分析，是不可能引出正确的观点的。相反的，从原始材料反映出来的观点，只能是史料的原始记载者的观点。其结果只能是什么史料出什么观点，即奴隶社会的史料出奴隶主阶级的观点，封建社会的史料出地主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史料出无产阶级的观点。这样一来，还叫什么研究历史呢？非常明显，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区别无产阶级史学家和剥削阶级史学家的，也不可能总结出正确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史学家，也都不主张“论从史出”的治史之道。由于史料记载受阶级的局限，或品德不端等等原因，许多史料记载并不准确，或则片言只语，或则记其枝节而隐其主干，或则根据好恶任意篡改，有许多是不可靠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使用史料贵在信史。他对滥用史料曾严加指斥。他说，“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讳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谤说，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主张写历史必须详细占有史料，即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意思是要广泛搜集史料，然后对史料进行分析、鉴别，反对“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这说明他们也并不简单地认为只要有史料就能出观点，而是强调分析和鉴别。清代的乾嘉学派大概是最主张“论从史出”的。王呜盛在《十七史商榷》的序文中说：“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制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公论焉可矣。”他们认为只要把史料考证清楚就行了，并无须横加议论，褒和贬便多在史料其中了。乾嘉学派以此为满足，也以此为得意。但是，章学诚等进步史学家对乾嘉学派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嘲笑乾嘉学派“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文史通义·博约中》）又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姑孰夏课甲编小引》）明确主张学术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比章学诚稍后的学者沈尧对乾嘉学派的批评更为尖锐，他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与孙愈愚书》）到龚自珍，魏源更斥考据学派是“衰世”之学。当然，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考证、校勘，无产阶级向来十分重视考据、校勘工作，但是如果把考据校勘当作研究历史的唯一方法，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因为，很明显，没有指导思想，没有理论，光从史料引出来的观点是说明不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可见，“论从史出”这个治史主张也并不是科学的。既然史料是有阶级性的，史学工作者对史料就必须进行认真的阶级分析，揭示史料所反映的各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光是“论从史出”就不够了，它必须有一个能驾驭史料的正确观点，也就是指导研究历史的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在今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从史出”恰恰缺少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研究历史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和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是不大一样的。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历史研究才成为科学，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历史研究就不成为科学。诚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卡尔·马克思》）在这里列宁只是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研究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历史发生过的一切事件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性。相反地，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就不能成为科学。还是列宁正确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一切历史理论，主要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主要是搜集了片面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历史的过程的个别方面。”（《卡尔·马克思》）可见，“论从史出”这个治史主张，并没有摆脱旧史学的影响，因为“论从史出”同样只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未加分析的事实，而不能透过史料看到历史的本质。因此，“论从史出”是不能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史学工作者的方向加以仿效的。设若我们在反对“以论带史”的同时，又认为只有“论从史出”，为历史而历史才是正确的，那对于发展中的历史科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倒退，其结果只能导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