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任何一个大的历史事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由很多合成力、因素和倾向的相互冲突、制约、平衡及调和的综合作用，方得以产生一个总的结局。本文试图从宋钦宗用人和策略失误的角度，探讨北宋灭亡的问题。宋钦宗实际在位仅有一年多的时间，却先后拜罢了26名宰执大臣。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论述他与耿南仲、李纲、种师道、何卤四人的关系。
    一、宋钦宗和耿南仲
    宋钦宗即位前，耿南仲曾任14年的皇太子宫僚。（注：据《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颇有废立之意，据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由于在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时的特殊关系，宋钦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命耿南仲为签书枢密院事，后又升迁尚书左丞。耿南仲害怕金军，“奉椒房出奔”，一度逃离开封，（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仍深得宋钦宗的信任。
    耿南仲任执政后最重要的“政绩”：一是排除异己；二是“主和议”，破坏抗金。此两条劣迹不是在平时，而是在危难时期，就不能不在北宋覆亡中起着恶劣的作用。“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闺门之内，同恶相济，沮渡河万全之战，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宋钦宗“信如蓍龟，敷奏之语，盖未尝不从”。（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三，邓肃奏；《栟榈文集》，卷一二，《辞免除左正言札子》，第五。）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书记载宰相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执政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注：《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八三；《宋史》，卷三五三，《聂昌传》。）一部分宰执其实须听命于他。耿南仲对“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唯以恩雠相报”。（注：《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状》；《会编》，卷六六，《靖康小录》。）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宋朝有不少士大夫，如果说他们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耿南仲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宰执大臣大多不愿在皇帝的父子关系中再增添新的不和因素，而耿南仲是个例外。当初次进攻开封的金军暂时撤退，宋钦宗准备请南逃的宋徽宗回京，宋廷讨论“迎奉太上仪注”时，“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李纲斥责他说：“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采。”宋钦宗听后，“笑之”，而耿南仲“怫然，怒甚”。（注：《梁溪全集》，卷八三，《奉迎录》，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尽管宋钦宗并未采纳耿南仲之议，而当迎接宋徽宗回京后仅四日，便将耿南仲由尚书左丞升任门下侍郎。宋高宗后来也说：“南仲父子辄离间两宫，其罪甚大。”（注：《要录》，卷九一，绍兴五年七月己亥。）
    直到金军再次进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载：“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须两府二人，令各自陈愿使者。陈过庭以主忧臣辱，首请自行，唐恪、曹辅等皆依违不对。耿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寻出御批曰：‘过庭忠谊可嘉，特免。可差辞免人耿南仲使斡离不河北，聂昌使粘罕河东，日下出门。’”宋钦宗到此算是看穿了耿南仲的为人。然而耿南仲离开开封，却又暂时因祸得福。他被卫州人赶跑后，逃奔相州，依附康王赵构。开封城被攻破后，如执政曹辅曾奉宋钦宗诏命，召康王回京。他未能见到康王，又重返开封，“从二帝留军中”（注：《宋史》，卷三五二，《曹辅传》。），至少也算是在危难之际，与宋钦宗共患难。耿南仲身为执政，尽管宋钦宗对他最为宠信，却怀着畏避兼投机的心理，不回开封，另有所图。他伙同汪伯彦，共同策划身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不救开封，拥兵逃跑。在康王登基时，耿南仲任“礼仪使”，其子耿延禧“读册文”。然而宋高宗却憎恶耿南仲，很快将他们父子贬黜，说：“朕恨不手斩耿南仲！”（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耿南仲原指望得到新君的恩宠，结果却成了一场幻梦，而死于贬所。以害人始，以害己终，耿南仲的政治命运与黄潜善、汪伯彦有相似之处，而他们共同的陷害对象，主要是李纲。
    二、宋钦宗和李纲
    当金军南侵之际，宋方朝野乱成一团，简直是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宋钦宗随即又授任他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正如《朱子语类》卷一三○所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李纲作为一个本不知兵的文臣，在仓猝之际，居然相当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城防，屡次击退敌人。他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却也招致了同列很深的忌妒。宋钦宗本人来回摇摆于卑怯的投降主义和轻率的冒险主义之间，他委任李纲负责城防，又不能授予全权，更不听李纲的劝阻，而致力于屈辱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