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初，发生了宋钦宗批准姚平仲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但李纲在上皇帝奏中明确说，“平仲之出”，“在微臣实无所与”。（注：《梁溪全集》，卷四三，《辞免知枢密院事札子》。）故《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辩其非，说：“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事实上，此次劫寨“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余人，而（陕）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注：《梁溪全集》，卷一七二，《靖康传信录》。）然而宰相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注：《会编》，卷三三，《靖康遗录》。），他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诿过于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于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后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而“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余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而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注：《会编》，卷一九九，《林泉野记》；《梁溪全集》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卷一三○。）
    宋钦宗只求敌人退兵，匆忙与金东路军统帅完颜斡离不订立城下之盟。但他又与后来的宋高宗不同，宋高宗对屈辱和议甘之如饴，视若如天之赐。宋钦宗却在事后翻悔，又听从李纲的建议，“解太原之围”，拒绝割让自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北的土地。宋廷还企图策反辽朝降金的耶律余睹，他时任金朝元帅右都监，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策反之计当然是不高明的，反而为金军再次攻宋提供了另一个口实。此事主要是宋钦宗和宰相徐处仁、吴敏的主意，而李纲也参与此议。事实上，即使宋朝恪守盟约，没有上述行为，金军再次攻宋，也同样是势不可免的。
    宋钦宗毁约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救援被围的河东首府太原。北宋晚期，其战时统兵体制的一大弊病，是沿袭传统，往往还是由不知兵的文臣，以及宦官童贯、谭稹、梁方平等主持军事。如前所述，李纲公开斥责耿南仲离间皇帝父子，双方更多了一重嫌隙。当宋军初次救援太原失败后，耿南仲乘机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听信谗言，为之震怒。宰执中惟一志同道合的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引用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至此不得不就任出行。（注：《会编》，卷四八，卷六六《靖康小录》；《梁溪全集》，卷一七三，《靖康传信录》；《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卷三五八，《李纲传》，卷二七九，《陈公辅传》；《朱子语类》卷一三○。）
    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太原失守，使金西路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军会师，而宋军主力则在两次救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
    正如后来胡寅评论说，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开封再次被围，宋钦宗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却为时已晚。李纲接到此项诏命，大约是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三月，当时金人正驱虏徽、钦二帝等北上。尽管有救援太原的失败，但到南宋初年，朝野一切有识之士还是认为，惟有李纲方能担当救国的重任。
    三、宋钦宗和种师道
    宋钦宗在位期间，尽管国势阽危，惶惶不可终日，却仍囿于传统的文官政治，没有多少变通。他所任命的宰执之中，惟一懂军事的武臣，就是陕西宿将种师道。
    种师道曾在对西夏战争中立功，但在伐辽战争中败绩，因而贬官。靖康元年初，金军第一次进攻开封，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而号称“西兵百万”。（注：《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卷三三五，《种师道传》。）在李纲已经挫败攻城金军之后，种师道的援兵更对金军产生了镇慑作用。宋钦宗当即拜种师道同知枢密院事，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四方勤王兵并隶之”（注：《宋史》，卷二三，《钦宗纪》；《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三。）。但在事实上，宋钦宗却并未授予全权。
    南宋胡寅说，在北宋末年，“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注：《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一六，《上皇帝万言书》。）。当然，主战者也并非仅此两人，但两人确是主要的代表人物。种师道在朝见宋钦宗时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宋钦宗说：“业已讲和矣。”种师道说：“臣执干戈以限于社稷，不知其它。”他虽然主战，而在宋钦宗面前却“不能反覆力执”。（注：《会编》，卷六○，种师道行状，《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朱子语类》，卷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