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封建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也是通往贵族化、门阀化的阶梯。
    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之所以会形成高下各别的门第，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封建官僚能够利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造成官位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现象。不管各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选拔官员，这种现象都难以避免。
    在历代封建王朝任用官员采取征辟、荐举的条件下，由于官僚们掌握着荐举的大权，自不免“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已”，甚至“所疏则削其所长，所亲则饰其所短”，（14）他们的子孙、亲属当然就会首先被荐举作官。即使某些官僚主观上想举荐贤能，但由于他们“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所亲者私亲密友而已”。（15）这样，他们的“私亲密友”、“门生故吏”自然就可以首当其选。官僚世代相继的现象也就是自然的了。汉时，除极个别的例子之外，“贤良、方正、茂材、真言多举现任官”，“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16）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九品中正制，名为荐举，而实际上“有司选举，必稽谱牒”，首先是查出身、问家世，这样，就造成了“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现象。这几乎同贵族政治下的世卿世禄制并无差别了。其后各朝，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荐举官员方面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当然，除了政治特权之外，官僚们掌握着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也使官僚及其子孙们具有首先被荐举的特殊条件。他们优越的条件决定，生活上不用为温饱操劳，教育方面不需要为延师求教奔走。而且，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使他们自然就对官场熟悉，对封建礼节了解详备。荐举时，就使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汉时，“刘昆少习礼容，子轶，传昆业，稍迁中正，卒官。遂世掌中正焉”。（17）孔子的后代，孔霸的七世孙孔昱，“少习家学，征拜议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优氏自伏生以后，世传经学……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18）这些例子无疑揭示了官僚们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同官爵相传、官僚门阀化、贵族化的关系。
    在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官僚子孙世代为官也同样是难以避免的，某些有权有势的官僚或则直接充任主考大员，或者委员代任，他们也往往利用这种特权，首先录取自己的子孙、亲友、上司及同僚子弟。这里只需讲一个笑话便足以说明问题：五代时，崔棁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棁曰：‘孔英来矣’。税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孔英及第。”（19）在那种特权猖獗、势利熏天的时代，某些权大势盛的官僚一颦一笑、片言只语便可以决定弃取，其子孙中试得官，易如反掌。这类例子历代各王朝都屡见不鲜。宋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各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20）清康熙朝，徐乾学任礼部尚书，荐其表亲杨某任主考，徐则开列数十人的名单送杨录取。（21）历史上披露出来的这类“科场舞弊案”只不过是极少的几起，更多的却被封建官僚们的权势掩盖着。
    即使是正常的“公正”的考试，由于前面讲到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特殊条件，能够“皇榜及第”的自然首先也是他们。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官僚们自然可以世世代代常通仕进之路，清末大官僚张之洞，九岁便能博通《四书》、《五经》、二十六岁高中进士，这与他出身在一个“三世为州县官”的官僚家庭是分不开的。
    至于某些封建王朝推行的捐官，买官之制，更就为官僚子弟的仕进独开了方便之门。官僚们搜刮的大量金钱，当然又可以用来买官。东汉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22）南明王朝也曾公开将官爵定价出售，清朝行捐纳制度，也是公开的官爵买卖。每个官位、爵位都是成百上千两的高价。对一般寒士来说，固然无权问津，即使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官僚子弟之间必然也要根据财产多少，出身根底来捐买相应的官爵。这样，自然就区分出了门第的高下，出身的尊卑。清朝有人写诗说：“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金钱和官爵、功名的相互关系。
    封建官僚们利用特权，世代为官，就造成了他们的特殊的门阀。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世世代代“入则高坐，出则舆马，堂上一呼，阶下百应”，自非寻常可比。他们荣华富贵、门第显赫姑且不论，似乎血统也是高贵的。他们自己也因此而自重自贵，自命不凡。东汉袁绍，就常常以“四世三公”而自豪；历代也总有很多人以“世受国恩”而自尊。某些气焰烛天的官僚甚至用自己的官爵、姓氏、以及自我标榜的“德行”等等来改定乡里名称，据史书记载，诸如什么“太尉乡”，司徒里”，衣锦乡”，“拥旌乡”，“孝行里”“表节坊”等等各色名目，无非是用以表示他们高贵荣宠，当然，也显示其门第非同一般。晋朝时，还根据官僚们官位高低、出身好坏等等明确规定了阀阅等级，诸如北方王谢袁肖、江南顾陆朱张，山东崔卢李郑等豪姓就成了凌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家族，成了互相往还时不可逾越的铁门限。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23）甚至连皇帝也要另眼相看。直到唐文宗时，虽然法律规定的门阀制度早已废除，但想把两个公主嫁给崔卢两家，还感到为难。连唐文宗也感慨地说：“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24）其后，经唐五代之乱，旧有的门阀基本上被摧毁了，但新官僚仍然不断地趋于贵族化、门阀化。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州贵族的门阀化现象姑且不说，在汉族官僚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清季大官僚李鸿章，其兄、子、侄多人显贵，官至督抚之类，门第显赫一时。
    封建官僚的门阀化，当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家族观念以及天道观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官僚们凭借特权，由贵而富、由富而贵，互助作用，乃是官僚门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各封建王朝官僚之间实际存在的阀阅等第，正是建立在大小有别的特权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