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封建官僚的门阀化造成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封建官僚的门阀化也导致了统治阶级本身的衰亡。近代有人说：“国家之败，其端不一，莫不由于官府之邪。”（25）这句话是颇有道理的。
    如前所说，封建官僚门阀化的过程，必然是大肆兼并、聚敛无度、巧取豪夺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吏治大坏、政治腐败、国穷民困的局面。
    从政治上看，封建官僚为了挣得或保住他们长享富贵、世代荣宠的贵族地位，为了建立或维护他们的高贵门第，他们或则排斥异已，植党营私；或则杀逐无辜、威福自专，这必然要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从这种意义上看，历代的“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朋党之争”等等，都不过是与封建官僚门阀化俱生的现象。东汉时，“宦官子弟亲戚，并荷荣任；凶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沽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26）在他们营建高门华阀的同时，对社会来讲，无疑是一场浩劫。唐朝时，牛李党争，互相倾轧。庙堂之上，争权夺利。得势时呼朋引类，固权保位；下野时图谋再起，乃至交结宦官，走宫廷的“后门”，真可谓不择手段，其时政事混乱，可想而知。其后，宦官专政，废皇帝如同儿戏：自穆宗之后八帝，有七个为宦官所立。他们专擅朝政，为所欲为，杀戮于喜怒之间，斥逐于是非之外。遂至社会一片黑暗。明朝时更甚，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一帮大官僚，“遍引私人居要地”，戕害人以成其私”，前后弹劾他们父子的，几十人“皆被谴”，“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至众”，（27）真可谓虎狼当道。历代各朝都有这类现象。官僚们为了个人贵不可言的地位，为了子孙的功名永久不衰，这种结党争权的活动便越是剧烈，社会也便越来越混乱、越黑暗。清朝时，同样也党争频仍，诸如鳌拜之党、徐乾学之党、明珠之党、和珅之党等等，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与清王朝相始终。这样的结果，无疑也直接引起了清王朝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从经济上看，封建官僚为了建立他们的豪门势家，为了“子孙立永久之业”，总是要大肆搜刮。这就必然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中，产品本来是很有限的，但由于官僚们不遗余力地搜刮，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仅从败亡的某些大官僚的情况便可窥见一斑。晋朝的石崇之流，家事巨万，富可敌国，已是众所周知，明朝的宦官王振败亡时，“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28）清朝和珅败亡时，抄家清单上记载着，金银各数百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座，此外，还有金碗四千多件，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金面盆五十三个，貂皮衣二千四百十七件等等。（29）这里，一是可以看出封建官僚们的聚敛之毒，二是从这些数字中可看到一个共同特点：搜刮金银、玩好是他们的特别嗜好，这些财物除了用于开“当铺”、“银号”，进行更残酷的削剥之外，便是无止境的挥霍浪费。他们讲排场、摆阔气，连“唾盂”都要用金银的，借以显示其尊贵。前面提到的北魏高阳王元雍，每顿饭都要以万钱为限，有人曾惊叹地说：“高阳一食，敌我千日”。（30）和珅每天早上以珠作食，据说能使心窍灵明，一粒珠重价二十万，轻则或一万，或八千。（31）其奢侈腐化，一至于此！因此，各封建王朝，这些豪门大族是一种极其腐朽的社会力量。一方面， 他们霸占大量田产、金钱而无休止地浪费，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一贫如洗，不得不流离失所，转死沟壑，这对生产力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这方面看，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封建官僚贵族化、门阀化的过程中大肆搜刮、聚敛造成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封建官僚的门阀化，对统治阶级本身也起了巨大的销蚀作用。封建最高统治集团满以为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办法可以制造出一批得力的鹰犬，他们的统治也便可以长治久安。而实际上却适得其反，这除了表现在官僚门阀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动摇统治阶级的根基之外，而且，人们还可以从封建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过程中看到两个明显的病症：
    其一、官僚门阀化破坏了封建社会初期和各封建王朝初期的“选贤举能”的用人标准。使庸碌无能之辈，充斥于殿陛之下；妨功害能之徒，窃权于庙堂之上。这就直接导致了政治的腐败。纵观数千年，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一般来讲，似乎都还有点生气，然而，又都免不了日益老迈无能以至覆亡的厄运。尽管某些帝王也感到危机来临，一再下诏用贤能、荐隐逸，但“荐贤”的结果只能是官僚们培植党羽、招纳亲信、滥用子孙的好机会。子孙、亲信未必皆贤，尤其是那些世代恃权仗势的子孙、亲信们不贤者更是居多。这样必然使尸位素餐之徒，衮衮当朝。东汉后期，“宦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32）其腐败无能，可想而知。东晋时，那些豪门显贵，对于北方国土的沦陷、国破家亡，只能作“新亭对泣”；有的号称清流，誉为上品的权贵连自己充任什么官职都说不清，由这样一批腐朽的世族官僚组成的东晋朝廷，土崩瓦解，势所必然。明末，魏忠贤的远近亲戚、义子、干孙，皆列公侯，于是“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33）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任人“唯贤”！这样的政权，不亡何待！
    其二、官僚的贵族化、门阀化，在官僚子弟之间论地位、讲血统、比出身，使那些“天恩世及”的官僚子孙滋长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一方面无须奋发努力，无须过问学问经济，自然能够爵禄高登。魏晋南北朝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豪族子孙们“不屑竭智尽力，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34）这样，那些出身高贵的世族子孙无疑成了一些高贵的废物。另一方面，官僚世家权大势盛，官僚子孙们可以为所欲为，法律对他们毫无作用。唐朝时，一些著名的将相后裔，“多败德”，有的“谋反”，有的“为逆”，有的“放荡无行”，竟至于仗势横行，无恶不作。清朝时，作为“国家根本”的八旗贵族，在刚进关时，赐给了他们地亩、房产，给他们以各种优厚待遇。但他们“妄事奢靡”，仅十几年，便有很多人“穷困日甚”了。朝廷给他们赎回了土地、房屋，他们更就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了。以这个集团作为根基的清王朝日渐衰朽，那就是必然的了。到清末，贵族式的旗兵已完全腐朽，不但不能打仗，而且连走路都要人抬着，他们只知道克扣军饷、个人发财，又岂能指望他们折冲御侮？在内忧外患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主张变法维新，但以满洲贵族为首的一帮大官僚，思想僵化，坚持封建贵族的偏见，死守着他们赖以安身立命、长享富贵的“祖宗之法”，这无疑地加剧了清王朝的危机，促成了封建统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