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策略
    1.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28)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官员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29)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南军区，询问十八军进藏准备情况：“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30)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既关心进藏将士，也关心“不吃地方”政策、关心减轻西藏百姓负担的落实。
    路途遥远，高山峡谷重重，匪患严重，交通运输极为困难；西藏地方物资匮乏，进藏部队的给养无法就地解决；粮食和物资的匮乏既可能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也可能导致政治上的被动。因此，中央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通过运输解决进军西藏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付出巨大，收获也颇多，实践证明是一项英明的决定。(31)1950年12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中，第四项即以“西藏地区农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饥荒”为由，要求“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32)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性。
    2.运输和生产问题
    由于执行毛泽东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指示，运输问题成为解放西藏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西南局邓小平、贺龙等进一步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西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33)当筑路任务遇到重重困难而无法按计划完成时，中央及时调整方案。毛泽东在谈到入藏部队的当时任务时说道：“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34)这一指示妥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而康区藏族百姓为运送军粮物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开荒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藏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帮助采买了部分粮食和用品，但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1952年2月，西藏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重点研究开荒生产问题，会议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稳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的战略方针，号召各部队“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据统计，从1951年冬到1954冬，共开垦荒地61000亩，修水渠20000多米，收获粮食3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多公斤、蔬菜600多万公斤，(35)缓解了物资供应危机，帮助部队渡过进藏初期最艰难的岁月。
    4.与印度的贸易
    除了解决粮食困难，中央也注意到开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提到两点：“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36)明确争取从印度贸易中获得粮食补充，同时也要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三)政治策略
    1.成立先遣队，做好调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宣传
    十八军进藏之初，“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动员教育，并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沿路作调查研究，进行政治宣传，为后续主力部队开辟道路”。(37)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解放西藏的整个过程中，西北军区部队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而后藏又是班禅的世居地，因此，刘伯承建议由西北局负责接管后藏和阿里的政治任务，同时指出：“西藏全部解放后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将涉及到很多复杂问题，如整个自治区的疆域，自治区内部行政区划，前后藏及阿里间的关系，达赖、班禅两个集团的关系，宗教派别(黄、红、花)，政教关系，藏民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又须注意到自治机关的形式，人员配备……”(38)对这些问题需要调查研究，拿出方案。
    2.执行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旨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目的是“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建立像兄弟一样的友爱互助关系，共同建设新中国和新西藏”；“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39)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40)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具有的，也是当时多数国家都难以做到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真正赢得了民心。
    3.保护寺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针对西藏地方群众普遍信教以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情况，中央政府特别强调执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和僧众利益的宗教政策。1950年11月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颁发公告，郑重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为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之风俗习惯，必须切实保护各地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主持人许可，不得在寺庙驻军，不得损毁寺内之一切建筑、经典、佛像、法器等，不得干涉僧众举行宗教仪式。如有违犯，须加惩处。望我全体军民人等一体遵行。此布。”(41)这些政策的颁布和严格执行，赢得了宗教界及信教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4.以上层重点人物为对象做好统战工作
    和平解放初期，中央高度重视做西藏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依靠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等爱国进步力量，团结达赖喇嘛等中间力量，不断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组织西藏参观团到内地考察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增强对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和爱国热情。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与藏族代表人士谈话、做工作，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西藏地方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包括上层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广大的僧俗群众，他们反对分裂。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发挥好政策的指导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从而为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外交策略
    在涉藏外交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反对一切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任何外国势力。1949年7月8日西藏发生“驱汉事件”后，新华社发表社论，矛头直指美国、英国和印度三国侵略势力。(42)仔细分析，新中国政府对三者的态度存在细微的差别。
    1.对印度的态度
    关于解放西藏和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中国政府态度鲜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43)毛泽东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44)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此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军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解放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抵印后我们即希望其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毛泽东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45)
    关于达赖问题。周恩来总理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西藏问题时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以增进一步。从前的摄政(指大扎活佛)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46)
    应该说，当时的中印关系最为复杂。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有斗争、交锋，也有相互合作，毕竟是邻国且都曾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有共同的立场和利益。
    2.对英国的态度
    英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侵略中国西藏最积极且危害最大的国家。1950年1月14日，美国合众社从伦敦发出消息称，西藏当局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分别到美、英、印、尼四国访问，同时另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表示“独立”。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47)英美等国政府于是通知拉萨当局表示不愿意接待西藏派使团来访。后来，英国对华关系有所松动，我国中央政府得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48)的判断：“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49)
    3.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当时积极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操纵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因此，新华社1950年1月21日社论特别点名指责了美国的侵略中国西藏的阴谋，并在1950年11月22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题为“斥美国对西藏的侵略阴谋”，严厉驳斥了美国指使萨尔瓦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所谓干涉西藏问题的议案，肆意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因此，当时中国反对美国侵藏活动的程度超过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