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批评之范畴体系中，“义”，居于中心地位。本文从“义”的解析入手，结合中国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了“义”范畴的内涵及层次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评析了历代史家关于史作如何体现史“义”的纷纭看法。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义”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历代学人在论史学时，经常要运用“义”、“义理”、“正义”、“道义”、“教义”……来表达见解。在“事、文、义”、“学、才、识”和“考据、词章、义理”这样三组相类的范畴群中，“义”范畴也居于较为中心的地位。本文试结合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一下“义”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作用。
    一、“义”的解析
    义，在古汉语中繁体字作“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义，已之威仪也，从我羊”。文中的“已”，当为“己”，因为从我，指的是自己。清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将“已”改“己”，云：“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己之威仪也者，仪当为义，通用仪字，本书，邈，颂仪也。释名：仪，宜也，得事宜也。”
    从字形和本义上看，义通仪，指自己的威武美好状（羊大为美），又释为得事物之宜。这样，“义”的引申义就是“公正合宜”，“正义”；再进一步引申，就是“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
    把本义和引申义结合起来看，就很有趣了，是否可以理解为：义，即把自我以为美好的东西，即：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贯穿于言行或述作中。我们所要讨论的“义”范畴，基本涵义就在于此。
    最早从史著、史学中提出义的概念，当属孔子，见于《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段话无论在史学史上，还是在史学批评史上都是非常启迪后人的，文字虽较浅明，但思想却很深刻。第一层意思是说史著诞生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随着周王室的没落，旨在歌功颂德的《诗》也无用了，以严正笔法讥刺现实的《春秋》出现了。
    第二层意思，各国史书或叫《乘》，或叫《梼杌》，或叫《春秋》，名称虽不一样，但却是同一类的史著。
    第三层意思，说明了史著（也是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史著所载之事，就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业绩；将史事用文字修辞表达出来，就是史作；寓含在史作中的宗旨和观点，则是由孔子拟定和把握的。
    那么，孔子在编修《春秋》时，赋予史著一种什么样的“义”呢？千百年来，无数学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然而这个问题又非辩不可，“义”就是史著之灵魂；离开了“义”，史著就是一堆无生命力的史料。弄清中国史学之开山--孔子“窃取”的“义”，当然是第一等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