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角度多层次探求史“义”
    从宏观上看，与“事”、“文”相对而言，史“义”是一个，即泛指宗旨、观点、理论。但每位史家所从事的各项研究，则是具体的，这就需要把握从属于宏观“义”之下的各种相对具体的“义”。中国史学批评对此也有所探索。
    司马迁曾朦胧地论及《春秋》义蕴之多：《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②g]“《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③g]
    北魏高祐曾指出：“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④g]
    北宋程颐明确提出：《春秋》之义并非如后人所说的只是褒善贬恶，还有其它重要之义，需要沉心潜意，精细入微地体会。他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⑤g]
    史学批评史上的三大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于史“义”的探索和开拓都很有贡献。
    刘知几少年读史，即注意“大义略举”，“喜谈名理”。以后博览群史，“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史通》作为先秦至唐史学批评集大成之书，在展开史评理论的过程中，整理、运用了多种史“义”，如：
    “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忤时》）
    “求诸劝戒，其义安在？”（《惑经》）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宜王道之正义”。（《六家》）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世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叙事》）
    “ 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
    “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疑古》）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惑经》）
    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涉及到了“义”的各个层次，如道德观、历史观、史学观、方法论等等。
    他自述著《史通》缘由及主旨：“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⑥g]（章学诚认为刘知几只是“讲史法”，他讲“史意”，是不够公允的。）
    《史通》中贯穿的“四义”是怎样的呢？
    所谓“与夺”，即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运用批评的武器去破旧立新。《史通》表达史学主张，态度鲜明，无暖昧之语。如《书志》篇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书）的作法，提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意见，主张取消《天文志》，删去《艺文志》，《五行志》中不系乎人事的内容应排除，再创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等新志。
    所谓“褒贬”，以封建礼教标准去评判史家或史作，或赞扬，或贬斥，发挥封建史学维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功能。如《序传》篇在论自序作法时，批评司马相如“自序”记“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理无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