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义”的显现
    史作需有“义”，这是一致公认的，可是如何体现“义”，历代学人就争论不休了。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史作必须讲究褒贬义例，学习《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以宣王道，正人心。另一种意见则以为，只要把史事如实记载就可以了，寓义于事，善恶彰明，读者自有公断。第三种意见认为，史家可以把意旨在行文和论赞中揭示，但需慎加褒贬，谨防立论偏失。从纵向时间来看，自先秦到汉末，史家们主要持第二种意见。魏晋至隋，伴随着品评褒贬的世风，在史坛也出现了刻意以褒贬书法表达意旨的潮流，第一种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唐初，君臣和史家都有一股革新史学的气魄，摒弃前代史学专务褒贬之习气，第二种意见又占了上风。中唐以后，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日益深刻，统治者更加倚重纲常礼教“正人心”，“行教化”，褒贬书法愈加细密但也遇到一定的抵制。第一、第二种意见针锋相对，不断展开论战。再向前发展至清代，史家看法渐渐趋于第三种意见。以下择要述论之。
    先秦至汉末的史家，一般都承认“《春秋》笔法”是存在的，但并未对此有过多的发挥。史书之义或是通过“寓论断于叙事”的方式，在叙事行文中自然表达；或是通过史书的序或书中的某一专篇（如“自叙”等）以及上书表文来集中阐明。没有出现两种意见的论争。晋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掀起了“褒贬说”的浪头。他强调，《春秋》是有微言大义的，孔子将“周公之志”、“周公之垂法”贯穿于“史书之旧章”中，从而修成《春秋》。换言之，就是以圣人之意驾驭了旧的史料，诞生了一部经典著作。杜预进而相当仔细地揣摩了《左传》如何阐发《春秋》之“义”，“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这是说明所发新“义”，重在“正褒贬”。
    杜预在该序中还以问答的方式解释了《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问题：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言。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新。
    所谓“一字为褒贬”，书人名字时，称字则是褒，称名则是贬。杜预也承认，仅凭《春秋》也不易搞清褒贬，还须凭《左传》以数句说明。因此，他赞扬《左传》在阐发《春秋》之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他本人再继续《左传》的工作，“推变例以正褒贬。例如，《春秋·宣公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由此推之，书名者是罪也。襄公二十五年，“晋栾盈出奔楚”。杜预加注云：“称名，罪之。”
    杜预如此精微地抉摘《春秋》、《左传》中的褒贬之义，为后世专意褒贬者开了先河。
    南朝宋人范晔在所著《后汉书》中，于纪、传之后大发议论，尽情予以褒贬。他很注重史家以论、赞的形式发表见解，并对以往史书的论、赞做过一番检论，“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他对自己在史事之外所发的议论相当满意和自信：“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④d]这些论赞均是为“正一代得失”而或褒或贬。清人王鸣盛看得很清楚，“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立言若是，其人可知！”[⑤d]
    这一时期，“褒贬评论”俨然已构成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北魏崔子元上其父崔鸿《十六国春秋》的表中，就有这样的提法：“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①e]南朝陈人何之元著《梁典》（南梁史），意在“垂鉴戒，定褒贬”。[②e]隋高祖“以魏收所撰书（《魏书》）褒贬失实”，诏魏澹另撰魏史。[③e]
    唐代立国，世风较前大有变化。唐初君臣重史，例证不胜枚举。然而其重史重在求前代得失兴亡之鉴，而不重褒贬评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渐趋衰败，统治阶级意欲以褒贬书法辅助教化，倡言在史书中突出褒贬的呼声又起。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史馆修撰沈既济上奏：“史氏之作，本乎惩劝，……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④e]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宰相监修国史韦执谊奏请禁止史臣在家修日历，理由只是“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⑤e]
    但是，著史一味突出褒贬，是否一定有助于阐扬史义，有的史官已开始怀疑。大文学家韩愈曾任史官，他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⑥e]史官李翱也上奏抨击当时流行的《行状》（国史依据之一）作法，即“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了去掉褒贬虚词，“指事说实”、“据事自见”的撰述方针。他说：
    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