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鉴诫”，即探讨史学研究的经验与失误。《申左》篇对《春秋》三传的长处和短处进行细致的比较，其意义已不限于对三传的评判，亦表达了评定史书优劣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标准。
    所谓“讽刺”，即是有些见解不便明言，而以较含蓄、曲折、隐晦之文字表达，主要反映在对现实的不满和讥刺。唐初政争激烈并颇富戏剧性。李渊登极是隋恭帝杨侑“禅让”，李世民当皇帝亦是李渊“让位”，武则天称帝要由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残酷的权位之争，却在形式上彬彬有礼的进行。《史通·疑古》大胆否定了古箱中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指出以“禅让”掩盖夺权之事，古今均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武则天在称帝前多次搞图谶、祥瑞的把戏，称帝后又多次利用祥瑞改元。唐中宗、韦后也都借符命而加尊号。《书事》篇写道：近古时代，“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
    上述“四义”，与夺，侧重于探讨史书体例、内容上的当否去取；褒贬，侧重于评骘史书、史家的政治思想倾向；鉴诫，侧重于评论史学研究中的得与失；讽刺，则侧重于迂回表达对现实政治弊端的批判。
    郑樵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创“会通”之义，并且将“义”奠定在坚实的“实学”基础上。他不满意“虚言之书”，重视亲身实践，重视史料考信，把社会现象和学术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把历史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考察，然后把研究成果全面汇集，综合整理，合“天下之理”，“极古今之变，”完成一部空前广博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志》。所谓“会”，就是“会天下之书”，将研究所需的材料全面搜集；所谓“通”，就是将古今“通为一家”，搞清楚来龙去脉。他形容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h]
    章学诚对于史“义”之阐说是相当系统和深刻的，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殿军。
    （1）论事、文、义之关系
    章氏论事、文、义三者不可偏废，比前人更为透彻明快，“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他进一步做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这个比喻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有说服力。三者中，他还是最重“义”，“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②h]“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③h]
    章氏一方面批评宋、明学者空谈义理、性命的弊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④h]讥刺从“人事之外”探求“义理”。另一方面也批评只埋头考据征实的汉学派，认为其不通史学之义，“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⑤h]这都体现出他对事、文、义关系的正确认识。
    章氏还把事、文、义与才、学、识比较论说，显示出通识与创见，“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⑥h]这就是说，识与义、才与文、学与事，既有相通涵义，又不可等量齐观。因为才、学、识是评价一个良史的标准，而事、文、义的一般用法则有一些弹性。
    （2）论史“义”贵在创新
    章氏这个见解可以说是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和刘知几“一家独断”的继承和发展。“史所贵者义也”，[⑦h]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义是事与文的灵魂，更在于敢创新，敢与前人不同，“独断于一心”，这才能促使史学不断进步。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⑧h]这道出了史学千百年来更新发展的奥秘，也道出了史学批评的最重要主旨。凡是大有成就的史家、史评家，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就在于他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能够不随波逐流，从众人所趋处发现时弊；能够从古今变化中，预见史学新的突破口。假若没有创新，没有新的史“义”，史学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