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底法国军队攻入里斯本，葡萄牙沦陷，葡王室逃亡巴西。同时，法国加紧在远东的活动，事态日益严重，英国谋求占领澳门的愿望更加强烈。1808年，英印总督与葡印总督协商，后者同意由英国军队保护性地占领澳门，澳葡方面将澳门所有炮台、要塞、舰船和装备等移交英国海军，葡萄牙军队接受英国军队的指挥。9月11日，英国海军少将度路利（B. Drury）率领先头部队抵达澳门海面。此时葡印总督的命令还没有到达，澳门总督花利亚（Lemos Faria）拒绝英国军队登陆。④9月15日，澳葡当局向中国官府汇报，两广总督吴熊光随即正告英军：“澳门非葡萄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地，佛焉敢侵轶我？且边寇有警，中国自能御之，勿劳戎师，致吾民惊扰。”⑤英国军队继续向澳葡施压，21日，澳葡在英方答允英军接受澳葡总督指挥，避免与中国发生纠纷的前提下，同意英军入澳。同日300英军登陆澳门，10月22日，又有400从孟加拉赶来的英军登陆澳门。吴熊光得知英国舰队出现在澳门海域，在奏折中称：“据闻，大西洋国地方近为法兰西恃强占据，西洋国王播迁他徙。英吉利因与大西洋国邻封素好，特派兵前来保护，并恐澳门西洋人微弱，被法兰西欺侵，阻其贸易，复遣夷目带领兵船前来澳门，帮同防护。”⑥广东当局随即中断了中英贸易，澳葡当局虽然拒绝了英国将无法运到广州的货物寄放澳门的要求，但也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力图在中英角力中采取中立态度。12月20日，英国军队全部撤走。东印度公司大班剌佛就此事向广东当局解释致歉，保证英国战船不再来华，中英贸易得以恢复。24日和26日，广州先后向英国散商和东印度公司船开放贸易，数月之久的澳门危机总算过去。不过这件事情对中英双方都造成了深远影响，中国对英国的戒心更加严重，而英国则再次燃起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贸易问题的愿望，不少英国人认为最好能够派遣使团赴华以缓解尴尬局面。
    美国独立之后，英美不断争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1802年，英国海军在公海上强行登上美国商船，搜捕被认为是英国水兵的美国海军士兵，美国为此不断向英国提出抗议，英美关系趋于紧张。1812年，美国对英国宣战以争夺加拿大，开始长达两年多的战争。这场发生在北美的争夺战，也延伸到了珠江口。1814年，英国军舰“多利斯号”（Doris）以澳门为基地，在广东沿海游弋，当年4月，多利斯号在澳门附近的老万山群岛捕获了美国商船“猎人号”（Hunter），并将之挟至澳门海面，酿成著名的“多利斯号事件”⑦。5月，多利斯号的预备艇又在澳门海面追逐美国商船。广东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特派员命令“多利斯号”立即离开中国海面。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声称该舰属英国海军，公司无权管辖。两广总督蒋攸銛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了当时澳门海域的英美争夺：“近闻英吉利与米利坚彼此构衅，时相劫夺货财，此系洋商传闻之词，且事在夷洋，不值过问。本年夏间，有米利坚国货船一只进口，所有英吉利国罢尽仁兵船随带之小快艇卸尾驶追，经守口员弁登时将该船逐出外洋。臣等当饬洋商通事，严诘英吉利大班益花臣因何不行约束，令其切实禀覆，旋因英吉利国及米利坚时有货船驶至，而英吉利之护货兵船虽不敢驶入内洋，时至虎门海口往来游曳，屡经驱逐，倏去倏来，情形诡异，必须示之以威。……据通事译据该大班禀称，实因米利坚曾在外洋抢过该国货船，挟有衅隙。希图问或报复。”⑧
    广东地方官表示将停止中英贸易，英国方面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悍，提出将率先撤退对华贸易的船只，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虽然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化解僵局，委派小斯当东为全权代表与广东官员谈判，为英国商馆争得了一些权益。但此次事件在中英关系上掀起了极大波澜，“多利斯号”事件于1815年初已经平息，但由于消息传回英国需要半年时间，这期间英国政府评估中国贸易有持续停顿的危险，再次酝酿派遣使团赴华。1815年10月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清朝嘉庆皇帝对多利斯号事件的上谕，并错误报道了广州贸易又陷入停顿中，或因不确定及忧虑广州当地的情势，英国政府决定遣使赴华。⑨
    二、英国早期的“中国通”与澳门
    阿美士德使团的派遣是在英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事务的基础上成行的，使团从筹划到人员遴选，都体现出当时英国人对中国和中英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其中若干重要的使团成员，长期在澳门等地工作，非常熟悉中国事务，体现出澳门在英国早期“中国通”的培养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1.小斯当东
    小斯当东（George Stanton）是18世纪、19世纪之交中英关系中的重要人物，1793年，小斯当东跟随父亲参加了马戛尔尼使团，充当使团见习侍童。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场合中可以见到小斯当东的身影。1799年6月18日，小斯当东启程前往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他在中国工作期间，努力学习和掌握中文，⑩积累了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小斯当东利用自己掌握的中文，结合日益丰富的贸易和外交经验，翻译和写作了不少中国法律政治方面的书籍，包括《异域录》、《中国语文与中英贸易札记》、《乔治·斯当东的家庭和生活回忆录》、《阿美士德使团行纪》等，成为19世纪前半叶英国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中国官员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嘉庆十九年（1815年1月8日）广东官员在奏折中就提到要提防小斯当东：“英吉利夷人司当东，前于该国入贡时，曾随入京师，年幼狡黠，回国时将沿途山川形势，俱一一绘成图册，到粤后又不回本国，留住澳门已二十年，通晓汉语。定例澳门所住夷人，不准进省，司当东因松筠前曾伴送该国夷使，于松筠任两广总督时遂来省禀见。……司当东在粤既久，英吉利夷人来粤者大率听其教诱，日久恐致滋生事端。”（11）1814年“多利斯号事件”之后，英国政府再次计划遣使赴华，小斯当东以其出色的中文能力和对中国的了解被任命为使团副使。由于阿美士德大使不通中文，使团相关的文件和行程有关细节均由小斯当东主导，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使团的整个行程。
    多年在澳门和广州的工作经验，小斯当东深刻认识到中英体制之间的差别，他批评中国朝贡式的外交政策落后和无知，与欧洲国际外交观存在很大差异，并指出造成清朝外交政策落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周围被野蛮部落所包围，且大多数时期能依靠自然疆界的屏障避免这些部落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机会也没有场合学习任何国际法律的原则，但欧洲在自由独立国家之间，因彼此的冲突使这些外交原则早已产生，并成为他们所有和平与友谊最基本的基础。”在外交礼仪方面，他非常注重国际间互相平等来往的概念，尤其反对大使行三跪九叩礼，认为其严重违背国家平等的原则，他曾专门论述“论中国宫廷叩头礼仪”，指出“所谓的礼仪实际上蕴含着平等的概念，礼仪并不仅是形式，而是诉说着智能的语言……然而，身体不同的姿势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的屈服与虔诚……如站着和低头不及单膝下跪所表达的尊敬，单膝下跪不及双膝下跪，双膝下跪又不如双膝下跪且前额触地……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又比不上如此反复做三次、六次、九次……而当任何这些礼仪是互相表现时，并不会抵触平等或独立的概念。而如果它们不被互相表现时……三跪九叩所表现的将是个人或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屈从和效忠……那些认为自己臣属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将会行叩头礼，那些不认为如此的将不会行礼。”（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