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在北京期间，小斯当东强烈坚持“对等关系”原则，反对大使行三跪九叩礼，最终导致使团失败。中国方面非常清楚阿美士德大使之所以拒绝行三跪九叩礼，小斯当东的作用十分明显，以致对其颇为恼火：“至该副使斯当东久住澳门，通晓内地语言，人本谲诈，此次该使臣等反覆狡猾，料必系伊从中播弄。斯当东到粤时，即饬令同该正使等一并回国勿许停留。伊若请于回国后，仍来澳门充任大班，亦严词饬禁，断不许其再来。并谕知各洋行勿许私自容留，违者治罪。”（13）而英国皇家学会却把此事当成小斯当东的贡献：“最值得提及的例子是在1816年的中国使节团里，清廷认为除非大使行三跪九叩礼，否则拒绝觐见。大使倾向于接受，但熟悉对华事务的他，确信这将与屈辱无异……因此坚决反对。当清廷官员威胁驱逐使团并将其囚禁时，他仍表示绝不屈从。”（14）
    2.马礼逊
    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踏足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07年启程转道美国来华抵达广州。当时中国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与传教士牵涉太深势必影响公司商业利益，也反对西方传教士入华。马礼逊不得不采取隐蔽的方式在广州开展工作。
    马礼逊抵达中国后最先在澳门与小斯当东交往，后经由小斯当东接触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剌佛（John W. Roberts）。1809年2月，马礼逊受聘担任公司澳门商馆的中文译员，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英贸易和外交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礼逊是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唯一的中文译员，长期负责中英贸易的商业文书往来，还参与各种中英冲突的交涉和谈判，马礼逊在处理中英交涉过程形成的见解、提出的方法策略，后来成为了两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法理依据，他也成为了早期中英关系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通”。1816年，马礼逊受命担任阿美士德使团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马礼逊负责将英国摄政王乔治写给嘉庆皇帝的信、礼单、使团人员名单及其他相关公文翻译成中文。他发现广东官员在向朝廷禀报时以“贡使”指称阿美士德大使，即刻在公文中把大使和副使翻译称“王差”，将礼品由“贡品”改译为“礼物”等等，以示英国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在阿美士德大使进京前，中方提出英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马礼逊对此始终持反对意见，他说：“就我们国王的代表而言，即使在皇帝面前，这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15）后来，马礼逊撰写了使团出使的报告，详细记录此次使团赴华的经过，分析总结失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他指出：“我缩写的这个简略报告，已经帮助你对中国封建专制皇帝和半开化的宫廷的实质做出一点判断了。”（16）
    3.德庇时
    德庇时（John Davis）1813年被任命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员，开始在广州和澳门工作。他随后开始学习中文，1816年被选为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德庇时对中国有着深入研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823年出版《贤文书》，1836年出版巨著《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晚年更是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著有《中国杂记》、《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及《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著作，并翻译《中国小说选译》、《好逑传》和《汉宫秋》等译著。德庇时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中的最早汉学权威，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是英国汉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使团之行后，他继续留在澳门和广州，1832年被任命为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1834年，他在律劳卑之后被任命为英国驻华首席商务监督，1844年5月8日，他担任第二任香港总督。
    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标志着英国寻求通过外交渠道改变中英关系的做法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事实。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致信广州特选委员会，要求在使团失败后广州特选委员会不要对中国政府采取对抗性态度，“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一切讨论中采取最为谦恭和克制的态度”。1818年4月7日，在听取了阿美士德使团的报告后，公司董事部告诫特选委员会，应尊重中国法律，“必须学会谨言慎行，以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与中国政府产生会引起敌意的争执”，再次强调在对华政策方面必须谨慎从事，并在同年5月的一份函件中，批评了前一年广州特选委员会对广东当局的挑衅行为，认为“是英国人要求贸易，要使贸易持续下去，就要忍受广州那些讨厌的限制”。（17）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主张“忍让”“谦恭”的温和策略，以维持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中英贸易。作为公司最后一任驻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德庇时是公司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按常理而言，由这么多“中国通”组成的使团，应该会选择恰当的方式与中国政府进行接洽和沟通，顺利完成出使任务。但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们最终却没有完成出使任务。这些“中国通”们认识到近代欧洲民族的外交和中国传统外交的认知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均强烈坚持大使不能行三跪九叩礼，坚定认为这种礼仪代表着明确的政治、文化含义，可以说是导致使团失败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外交从“华夷之辨”到“平等外交”的转变并非易事。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澳门管理体制与中英关系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也是采取武力进行殖民扩张，但遭到中国水师痛击。那些在东亚海域游曳的葡萄牙商业殖民者，逐渐熟悉了中国的情况，最终通过贿赂等手段于16世纪50年代在澳门获得了居留的机会。随着贸易的发展，澳门葡萄牙人需要相应的行政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最初，澳门的自治机构没有得到葡属印度总督的任何指示，管理模式类似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一带的商站建制，职能主要是商业性的，兼具一定军事职能，并与葡萄牙人的其他商站在贸易网络中共同运作、相互补充。1580年葡印总督从果阿派出了王室法官（Ouvidor，又称判事官）抵达澳门，将葡萄牙法律延伸到澳门，澳葡自治机构才带上了葡萄牙海外行政组织的传统色彩。1583年，在萨（D. Leonardo de Sa）主教的倡议和主持下，澳门正式成立议事会或称议事公局（Senado）。1584年，葡印总督孟尼斯（D. Duarte Menes）扩大了议事会的行政、政治和司法管理权，军事权则仍由巡航首领专掌，特殊重大事务由市民大会表决，王室法官和主教应邀参加会议。1586年4月10日，孟尼斯沿袭中世纪葡萄牙的市政组织模式，确认澳门为“中国圣名之城”，赋予澳门与葡萄牙埃武拉（Evora）同样的地位，并授予澳门议事会权力，每三年一次选举官员、普通法官。1596年4月28日，葡萄牙国王颁令承认，澳门获得了“法令特许状”，享有埃武拉市同等的自由、荣耀和显赫。（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