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1944年1月21日，在太平洋战争尚未落幕之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战后西南太平洋地区防御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机制的构建、太平洋岛屿基地的处置以及促进本地区岛群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并签署了两国协定，史称《澳新协定》（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Agreement）（或《堪培拉协定》）。[1]《澳新协定》是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两个英联邦国家在其宗主国无法提供安全保护并承担其他责任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安全以及本地区战略利益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这是英联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澳新协定》是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击战已经取得初步胜利而全面告捷尚待时日的情况下缔结的，可谓太平洋战争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而《澳新协定》有关战后国际问题的解决原则以及构建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些条款引起了美方的关注和不满。这些均说明该协定必将对战争后期以及二战后缔约国外交与防御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澳新协定》缔结的历史背景已有一定的论述，[2]但对于该协定对缔约国外交与防御战略的影响却鲜有论述。本文拟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
    《澳新协定》的签署使得澳新两国外交与防御战略打上了自我与自主意识的烙印。在根本上不背离英联邦外交与防御战略一体化的前提下，澳新视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并且希望在本地区的英联邦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担当主要角色。
    首先，《澳新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澳新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外交与防御战略的地区本位意识的加强。
    太平洋战争前，澳新两国的外交与防御战略是以英帝国全球利益为转移的，以至它们所在的西南太平洋地区几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地带。太平洋战争注定是一个对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增添了澳大利亚区域性本位意识的内涵。伊瓦特（H.V.Evatt）外长说：“由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必须表明在毗邻我们海岸的这些岛屿的福利以及管控制度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从防御、贸易和运输的观点来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岛屿和地区）确实可以说是在澳大利亚的延伸区域之内。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能够发现合作的共同基础，目的是为战后世界带来更大的安全和共同的利益。”[3]鉴于澳大利亚与欧洲的传统关系有可能影响人们对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关注，伊瓦特强调指出：“澳大利亚在欧洲未来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的根本利益必须存在于太平洋地区。显而易见，澳大利亚在这些地区将发挥领导作用。”[4]《澳新协定》的一些条款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战略意图，如第26、27款重申：“对太平洋地区敌方领土的过渡管理和最终处置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处置方案只有在征得它们同意并且作为太平洋总体解决方案一部分的情况下才能生效”；“除非它们是条约一方的协定或根据它们双方都同意的条件，否则，太平洋地区任何岛屿主权或管制体制的变故均不能生效。”不难看出，在澳新看来，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屿已不再是与它们毫不相干的外围地区，而是它们所在的区域或至少是在延伸的区域之内。这是澳新两国区域本位意识最初步的体现。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澳新两国不仅视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为它们的安全利益攸关的地区，甚至视东南亚为其战略前沿地带。这是澳新两国区域本位意识不断强化和发展的表征。
    其次，《澳新协定》凸现了澳新两国尤其是澳大利亚欲在太平洋地区英联邦事务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甚至起领导作用的抱负，而英国的全球战略的逐步收缩为它们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创造了条件。
    自新加坡陷落后，在形成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决策方面，澳大利亚不仅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力争起主导作用。[5]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处在本·奇夫利（Ben Chiefly）的工党政府领导之下。工党的继续执政预示着澳大利亚外交与防御战略将与其传统路线发生一定的位离。奇夫利说：“我希望清楚无误地表明这一点，即当政府相信某种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影响而偏离其轨迹。我们真诚地希望与联合王国进行合作，有可能的话，甚至也与美国开展合作。但是在很久以前，我就下定决心，在我出席的任何会议上，我将清晰而坚定地阐明澳大利亚民族的观点。”[6]本·奇夫利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对澳大利亚传统依附外交战略的某种修正，它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澳大利亚与英国甚至与美国的合作，只是增进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非仅仅向英国示忠而被动合作。1949年5月14日，本·奇夫利发表了有关防务安全的广播讲话。他认为，对澳大利亚人民来说，防务和区域安全是重要的。“1946年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我就指出，每一个英联邦成员国在防务及其所在的特殊区域方面要承担首要责任，这就需要不仅与有关的英联邦成员国而且要与在这一地区有着区域和战略利益的其他国家合作来加以解决”。奇夫利还说，太平洋地区的防御计划应与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御计划相适应。在北大西洋防御计划中，英国是一个主要参与者；而在英联邦防务中，澳大利亚应与英国紧密联系，并在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7]很显然，在奇夫利的心目中，在澳大利亚地区本位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英澳两国在英联邦事务中似乎有了明确的自然分工：英国日渐关注欧洲的防务，澳大利亚就应在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防务中担当主要角色。澳大利亚一些媒体对此也刻意做了渲染：澳大利亚必须分担长期由英国承担的现已转向所有英语国家的世界领导权的重任。[8]对澳大利亚来说，这种分担显然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是英帝国时期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和荣誉去尽一份子的义务，相反，它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战后一个主要国家对世界应承担的一份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