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澳新协定》的签署还对《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否面影响。
    鉴于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教训，二战后期以及战后澳新两国的外交与防御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确保自身安全，《澳新协定》就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战略图谋。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国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美国正日益崛起成为一个取代英国的强国。在确信英国无力再向英联邦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承诺时，澳新自然把目光投向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盟国--美国身上。当澳美在马努斯基地问题上的磋商不欢而散时，澳方便寄望于在太平洋地区缔结一个有多方参加的安全条约，即所谓的“太平洋条约”。在这一条约框架内，澳大利亚不仅希望这一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参与其中，而且更希望美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且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个条约是没有实质意义的。但《澳新协定》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垄断作用的限制以及彰显澳新两国在地区性事务中的政治抱负不仅让美国难以释怀，而且对美国战后正日益明朗的太平洋全盘计划也构成了一定的抵触。除此之外，二战后美国不愿意与英联邦国家的防御安全牵连在一起，所以，当澳大利亚提出以“互惠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作为美方继续使用马努斯基地条件时，美国宁愿放弃与澳合作，也不愿满足对方的看似合理的要求。当澳方倡导在太平洋地区缔结一个新的安全条约时，美方更是态度消极，一再搪塞，致使澳新美三方就太平洋条约的外交磋商历经数年而无实质性进展。[46]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亚洲冷战的步伐；倘若不是美国扶持日本的决心已定以及希望战时盟国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47]那么没有人敢确信《澳新美同盟条约》会在《对日和平条约》前问世。[48]究其原因，美方虽然可以给出各种解释，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澳新协定》给两国关系蒙上的阴影难以在短时间内云开雾散。
    综上所述，《澳新协定》是澳新基于共同的地缘战略以及她们对太平洋战争所作的贡献而提出的有关双边合作、多边安排以及世界总体安全的一种战略构想。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两国尤其是澳方的据理力争与不懈努力，加之包括英国在内的英联邦国家的有意或无意的支持，《澳新协定》中的一些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澳新两国及其所在地区的战略利益，而在新的战略环境下它们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也将发生与时俱进的调整。二战后英联邦国家在外交和防务决策方面更加独立，双边关系更加平等即是例证。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澳新两国本位意识的增强以及维护自身及其所在区域战略利益的愿望日趋强烈，它们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既迎来了历史性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所谓历史性机遇，就是澳新在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时受到英国的牵制将越来越小，而现实的挑战则表现为美国尚未做好与英国的自治领打交道的准备，美国更不允许澳新去挑战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战略利益。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签字生效后，澳新两国在《澳新协定》中所承担的区域性防御责任就成为美国的太平洋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在同盟机制下，澳新美三方在外交与防御战略方面的磋商与合作就成为一种常态，直至1985年新西兰因坚持不妥协的反核立场而被迫退出澳新美同盟。应予指出的是，即使在澳新美同盟机制下，澳新两国在外交与防御方面的合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说是《澳新协定》对两国合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三方合作机制的一种补充与完善。[49]
    注释：
    [1] W.J.哈德森编：《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献集（1937-1949年）》（W.J.Hudson（ed.），Document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1937-1949）第7卷，澳大利亚政府出版局1988年版，第68-76页。下文所引该协定有关条款不另作注释。
    [2] 参见汪诗明：《对〈澳新协定〉历史成因的解读》，《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第74-84页。
    [3] H.V.伊瓦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H.V.Evatt,Foreign Policy of Australia），安古斯和罗伯森有限公司1945年版，第145页。
    [4] H.V.伊瓦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第141页。
    [5] 约翰·哈蒙德·摩尔编著：《美国同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1940-1970年）》（John Hammond Moore（ed.），The American Alliance-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0-1970），卡塞尔澳大利亚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95页。
    [6] L.F.科瑞斯普：《本奇夫利传记》（L.F.Crisp,Ben Chifley-A Biography），伦敦：朗曼斯格林与有限公司1960年版，第275页。
    [7] 罗吉尔·赫迪奇等编：《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献：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Roger Holdich,et al.（eds.），Documennts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The ANZUS Treaty 1951），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2001年版，第3-4页。
    [8] 《墨尔本太阳报》（Melbourne Sun）1951年5月25日。
    [9]诺曼·哈卜：《伟大且强劲的盟友--1900年至1975年澳美关系研究》（Norman Harper, A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A Study of Australian 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00 and 1975），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10] 荷兰于1962年退出。英国于1995-1998年退出，后又重新加入，但在2005年又再次退出。
    [11] 罗吉尔·J.贝尔：《不平等同盟--澳美关系与太平洋》（Roger J.Bell,Unequal Allies:Australian-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Pacific），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134页。
    [12] H.V.伊瓦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第210页。
    [13]《联邦议会辩论集》（众议院）（Commonwealth Parliamen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44年，第179卷，第601-603页。
    [14] 诺曼·哈卜编：《F.W.艾格勒斯通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反思》（Norman Harper（ed.），Reflection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by F.W.Eggleston），F.W.柴郡1957年版，第21-31页。
    [15] 大卫·李和克里斯托弗·沃特斯编：《从伊瓦特到伊文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工党传统》（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eds.），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悉尼：阿伦与俄温澳大利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9页。
    [16]诺曼·哈卜：《伟大且强劲的盟友--1900年至1975年澳美关系研究》，第137页。
    [17]诺曼·哈卜：《伟大且强劲的盟友--1900年至1975年澳美关系研究》，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