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分裂以后，黄淮海地区相继分属东魏、北齐。这时，河北地区因远离作战前线而趋于稳定，据《魏书·地形志上》，东魏武定年间定州有177501户、834274口；冀州有125646户、466601口。细检《地形志》上瀛州：“太和十一年（487年）分定州河间、高阳，冀州章武、 浮阳置。”沧州：“熙平二年（517年）分瀛、冀二州置。”可知瀛、 沧二州是从冀、定二州分置。因而要统计出原冀、定二州户口，就应包括瀛、沧二州。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三月甲戌，以冀、 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至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则定、 冀二州所活饥民总数为1698700多人。 案当时实际著籍人口数与此不会相差太远。权且把它视作“正光已前”二州的人口数目，再加上新置沧、瀛二州人口数，武定时，瀛州105549户、451542口， 沧州71803 户、 251879口，则武定年间四州合计有480499户、1804296口。 （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上》。 ）这个数字超出上述太和七年二州饥民总人口1698700的10万以上！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北朝后期河南、河北地区的户口是有较大的增长，但在个别地区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彭城、沛郡确实也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洛阳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户口有较大的起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从旧都平城地区迁徙到洛阳大量人口，《魏书》卷7 下《高祖纪》，卷19中《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以及卷65《李平传》中对此都有所反映，称之“代迁”户。元澄谏孝文帝说：“今代迁之众，……始就洛邑，……今兹区宇初构，又东作方兴，正是子来百堵之日，农夫肆力之秋。”可知“代迁户”原本就是农民。他们的到来，对于开发洛阳地区农业生产，起到很大作用，尽管后来不少人加入了禁卫军。（注：《魏书》卷7下，《高祖纪》载，太和二十年（496年）下令“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北齐书》卷1《神武纪》记曰：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自洛阳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是说从洛阳地区徙往新都邺城的官、军、民共达40万户，以户均五口计，则有20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周一良先生“颇疑（北齐书神武）本纪之户四十万实指人口数，而非户数”（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齐书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推论令人信服。 40万人骤然离开洛阳，直至北周灭北齐后的大象元年（579年）二月， 又开始经营洛阳，以洛阳为东京，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注：《周书》卷7，《宣帝纪》。）此次迁回洛阳的人数，从《隋书》卷3《炀帝纪》所载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癸丑迁都洛阳诏书中可知其人数不少， 诏中说“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并与“周迁殷人”并举，视为不安定因素。（注：高敏先生也认为“并州移户”即是北齐灭亡后由相州迁洛的户口。见《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刊于《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一边大规模营建洛阳，一边下令“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洛阳地区居民人口又有大量增加。
    东魏时期各地隐户很多，孙搴即受命“大括”诸州郡之“逃隐者”而“所获甚众”（注：《北齐书》卷24，《孙搴传》。）。但此次仍未根除隐户，武定年间，孙腾“使于青州，括浮逃户口。”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注：《北齐书》卷18，《孙腾传》。）紧接着，东魏又在全境实行大规模的括户，《资治通鉴》卷158大同十年（544年）记曰：“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梁大同十年即东魏武定二年。前文已述，早在北魏孝庄帝时，宋世良诣河北括户得丁“倍于本帐”，表明东魏隐户则只是北魏隐户的继续罢了。
    北魏以来，还有大量诸色人户未入郡县户籍。如农官系统管理下的“民屯户”、为官府放牧的“牧户”、诸军镇的“府户”，以及在官府供役的“乐户”、“伎作户”、“杂户”、“供诸寺扫洒，岁兼造田输粟”的“佛图户”，“乃至寺院的“僧祗户”等，这些人户数量很大，其中仅“民屯户”一类，在孝文帝时即占当时著籍户口的十分之一。（注：《魏书》卷62，《李彪传》。）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 “诏免诸伎作、屯、牧、 杂色役隶之徙为白户”（注：《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周灭齐时，在齐境内仍有此类民户的存在。周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民，杂配之科，因之永削”。除放免杂户外，周武帝还特就原北齐境内数量众多的官私奴婢，接连几次下诏赦免。并明文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尤其是武帝灭齐后推行灭佛政策， 解放出大量的劳动人手，据说是“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注：《广弘明集》卷10。）。不过，灭齐后的第三年（579年），又恢复了佛教，国家著籍人口肯定又会有所减少。
    北齐人口集中在黄淮海地区，黄河北岸诸州尤甚稠密。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曾打算迁徙冀、定、 瀛三州无田之人于幽州宽乡安置，当时谓之“乐迁”（注：《通典》卷2，《食货志二·田制下》。 ）。
    至隋，在政治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黄淮海地区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长。
    关于隋代户口最为殷盛的大业年间户口总数，史籍记载各异。《隋书·地理志·总序》记，户8907546、口46019956。 （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总序》。）。
    据隋志统计，黄淮海地区户数5049025，乘以户均口数， 知这一地区总人口大约是25598556口。笔者认为，这两个数据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黄淮海地区的户数和口数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隋代户口 和黄淮海地区户口均是自汉末以来最为殷盛的。
    隋代户口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之一是著籍者众多；其二，尤其是南北统一之后，社会安定，以前经常大量迁徙户口的现象不见了，当然，个别时期因自然灾害影响，也有移民就食的情况，也有个别地区因人口过多、土地过少以致出现“衣食不给”，政府组织迁民“均田”的事。（注：《隋书》卷24，《食货志》。）但这都是不常见的例子。其三，户口数量增长快。究其原因，鄙以为，首先是由于隋朝建立后，重新组合的政治集团，使历代王公贵族、衣冠之户不再像过去那样地荫庇户口，“大索貌阅”等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能够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使户籍真正反映出户口的真实情况。其次，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的繁荣，户口的自然增殖会高于战乱年代。（注：汪篯先生《隋代户数的增长》一文认为，隋自开皇九年至大业二年的17年间，总户数由700万左右增加到900万左右，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见《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再次，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结束了，必然会迎来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在人口学上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叫做“补偿性生育”，隋代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但是，风风火火的隋朝享祚日短，安定与殷盛很快就过去了。隋末战争使户口又一次受到大量减耗，黄淮海地区首罹其难。直到唐代前期，这里仍是满目荒凉。贞观六年（632年）魏征等说：“隋氏之乱， 非止十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注：《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黄淮海地区户口损耗最为严重，到了唐贞观十三年，这一地区与隋代户数之比例尚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注：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综上所述，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淮海地区户口与劳动力之消长呈现以下诸特点：
    1.于长期分裂、政局动荡、战争连年，水旱蝗灾频仍，社会经济生活遭受严重影响，人口自然增殖力减小，加之各种编户外人口的大量存在，是造成这一历史时期户口徘徊不前的重要因素。
    2.本区地处中原，自然条件优越，为历代政治军事集团视为禁脔，志在必得。故而，战争创伤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也是该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3.本区社会经济素来发达，在中古自然经济条件下，它具备人口大幅度增加所必需的特质条件，所以，一俟战乱停止，社会环境安定，人口自然增长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4.本区是历代政权惨淡经营的地区，政府屡次组织徙民定居本区，当然，也有多次迁民到其他地区的记载，总之，本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人口调节作用，对于封建国家的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劳动力的众寡与农业生产之成效，从理论上讲，肯定是呈正比例关系，一个地区的劳动人手增加了，生产收效理应得到提高，反之，劳动人手减少，生产收效相应也要减少。但是，史籍中对这种严格对应的记载极少，故而只能在材料范围内先作一个大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