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订史籍
    杨守敬还善于运用金石文考订某些史籍，弥补了史籍的不少缺佚。
    1.纠正史籍之谬误。如：
    《滎阳郑氏碑序》云：“此《碑》‘滎阳’字皆从‘火’。案《周礼·职方氏》‘其川滎雒’注：‘滎，在滎阳。’汉《韩勅后碑》、《刘宽碑》、《郑烈碑》‘滎阳’字亦从‘火’。下至唐卢藏用书《纪信碑》犹然。然则《禹贡》之‘滎波既潴’，及《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滎阳’字皆传写之误。”杨守敬根据《滎阳郑氏碑》，先比勘汉《韩勅后碑》、《刘宽碑》、《郑烈碑》及唐《纪信碑》，再依据《周礼》的记载，指出《禹贡》、《汉书》、《后汉书》所载“滎阳”皆传写之误。
    《壬癸金石跋·阳宫铜鍪跋》云：“至于鍪之形制，古书未详。《博古图》二十所载蟠虬携奁，又连环携奁二品；《西清古鉴》三十五所载带纹奁一品，其形制与此器无二。特以彼皆无铭辞，遂强以奁具名之。今证之此器，知彼三器皆古鍪也。此器出，上足以订《说文》，下足以正《汉书》注，千载疑义，得此而涣然。”杨守敬通过考证指出：《博古图》二器与《西清古鉴》一器都为古鍪，解决了千载的疑义。此可订正《说文》和《汉书》注的讹误。
    《壬癸金石跋·魏曹真碑跋》有“小平农都尉”一语。杨守敬针对《水经注·河水注》的一段叙述：“河水又东，径平县故城北，俗谓之‘小平’也。”通过考证后，他指出：据此《碑》文，则“三国时‘小平’已入碑版，非仅俗称也”。此可订《水经注》之误。
    《壬癸金石跋·唐冠军大将军薜义墓志》云：“‘授绛郡长祚府左果毅’。按《旧唐书·地理志》‘绛郡’有府三十三，有‘长社’而无‘长祚’，‘社’、‘祚’形近，足订今本《唐书》之误。”杨守敬根据《碑》文，断定《旧唐书·地理志》“绛郡”中“长社”为“长祚”之误。此言《唐书》之讹。（《旧唐书·地理志》：“降州，隋绛郡”。下无“长社府”。《新唐书·地理志》“降州绛郡”，有府三十三，其中有“长社府”。--笔者注）
    2.补史籍之缺漏。如：
    《壬癸金石跋·隋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跋》云：“此周尉迟纲之孙女，字于李氏，未婿而殁者。《志》云：‘姓尉，字富娘。’省‘迟’字，亦如万纽于谨但称‘于谨’也。‘曾祖兜，周柱国太保公。’案《周书·尉迟迥传》：‘父俟兜，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而不著其为柱国太保公，此可补史阙。”杨守敬根据碑文指出尉迟兜为周柱国太保公，而《周书·尉迟迥传》上无，可补其阙漏。
    《壬癸金石跋·桑乾镇印跋》云：“《隋书·地理志》：‘马邑郡善阳’下有‘后魏桑乾镇，后齐以置朔州，后周郡废”。《水经·水注》：桑乾枝水‘东南流径桑乾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称焉’。《北齐书·张纂传》：‘父烈，桑乾太守。’是‘桑乾’为北魏之郡无疑。而《魏书·地形志》无‘桑乾镇’。《灵徵志》却有恒州之‘桑乾郡’，知《地形志》为脱漏也。”杨守敬将《桑乾镇印》与《隋书》、《北齐书》、《水经注》等有关材料相互比较，证明北魏确有“桑乾郡”，而《魏书·地形志》却脱漏此郡。因而可补《魏书·地形志》之缺漏。
    四、阐发史论
    杨氏研究金石之学，注重实事求是。他既不为权威所惑，又不为高论所挟。潜心独运，褒贬自主。每作一论，无不遍考古今，反复斟酌，力求合乎实际，以理服人。
    1.论历史人物。如《壬癸金石跋·齐乞伏保达墓志跋》云：“祖凤，耻居关外，率众来归，授金城伯。”杨守敬根据《西秦录》的记载，再按年世推断：“此乞伏凤当于延祚、跋跋同奔，或当慕末杀其叔父什寅时，惧祸出奔，故能率众耶。是凤几幸得生。”这里谈了齐乞伏凤出奔的原因，可谓推论，但又合情合理。
    2.论史事。如在《望堂金石·大将军曹真碑跋》中，杨守敬首先引用《三国志·魏书·曹真传》的记载，证明碑中几处文字信而有征；其次又依据碑文记载，论证当曹真、张郃等率军攻打镇守江陵的吴将朱然时，而镇守宜都的陆逊不去解围，其原因主要是“备西蜀故也”。论述史事实事求是而又见解独特。
    3.论史籍之错谬与史家之曲直。如《壬癸金石跋·东魏蔡俊碑跋》云：“《北齐书》、《北史》‘蔡俊传’俱作‘扬州刺史’，而碑则作‘阳州刺史’。”杨守敬根据《魏书·地形志》及《隋书·地理志》有关记载反复推究，认为“此由校书者不深于地理，多见扬州，少见阳州，遂妄改之”，最后得出结论：“此碑是而《传》非也。”这里是论《北齐书》、《北史》致误的原因是由于校史者的妄改与史家的因袭。又如《壬癸金石跋·郭有道碑跋》云：“《水经·汾水注》载是碑云：‘享年四十有三，建宁四年正月丁亥卒。’而《后汉书》本《传》及《文选》则作‘建宁二年，年四十二’。戴东原即据以改《水经注》。”杨守敬根据袁宏《后汉纪》、《资治通鉴》的记载，断定：“郦氏目验石刻，考之袁《纪》，合之干支，皆无参错，何得以误本《后汉书》、《文选》改之？”批评了史家的妄改。
    五、余论
    清代金石碑版的大量发现，其数量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为以金石证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清朝初年，顾炎武、朱彝尊重考据，倡以金石证经订史之风。此风一开，钱大昕等人接踵其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清人之言金石者，凡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注：朱剑心：《金石学》。）。清末民初，杨守敬在金石学方面更是一枝独秀。其所撰金石学著作很多，有《壬癸金石跋》、《三续寰宇访碑录》、《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寰宇贞石图》、《望堂金石》等十多种，皆为世人所重。他的《壬癸金石跋》、《己庚金石跋》、《丁戊金石跋》堪称以金石证史的精品。杨氏以其文献、文字、文化等广博的学识治金石学，以金石文字考订史籍，以金石文字考释历史，还阐发了一些史论，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以金石证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金石学有裨于史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切不可夸大以金石裨史的作用。由于金石文字的针对性很强，只能解决个案的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必须认识的。
    杨氏的金石学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开拓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史料来源，促进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文献材料，而且要重视金石碑版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杨守敬从事金石学与史学的研究，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政治分不开的。由于清朝“文网太密”，大部分学者从事考证工作，采取不问政治的态度；到清末，“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孽衍出来的”（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控制史学，官修之史充斥史坛，使学者不得染指近现代史，不能通古今之变，更不能随随便便发表政论，故被驱赶到治古代史或治金石学等有限的天地里去了。杨守敬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不愿涉足政治，甘愿在考史的同时鉴赏金石，这样既有裨于史学，又不涉及时事，这也许就是杨氏的知人论世了。